吉宁博士观点
无论从冰冷的数学统计，温情的社会伦理，还是与域外的参照比对，中国都应该告别过低工资，尤其是处于收入水平末端的亿万农民工。笔者也希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第二天醒来，农民工便成了高收入阶层，可残酷的现实似乎不支持过早终结低工资的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远未到功成身退的时刻，换言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低工资仍是不可代替的优势。
“中国将告别低工资时代”这个口号非常诱人，而且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容易给公众造成这种错觉。普遍10%～20%的涨幅，数字确实漂漂亮亮，而乘以低水平的基数，实际到手的往往不过一两百元而已，在高物价时代，这点增幅聊胜于无。
这种判断，基于两方面事实。其一，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中，现阶段我们占优的也只有劳动力优势，由此形成产品价格优势，而绝大多数的高技术、专利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构成我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利润水平低下的尴尬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在这种前提下，大幅提高劳动力收入，对于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毛利率和利润率越低的低端产业的伤害不言而喻。
那些规模较小、依赖于低技术劳动力同时又无力搬迁或技术升级的制造企业，面临命运的很可能是关闭，或者迁往劳动力成本洼地，像富士康内迁。工厂迁移，看中的仍然是成本优势，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更是让提高劳动力收入的宏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恐怕是政府与公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双输局面。
虽然，谁都知道技术优势是国家经济增速的引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经济发展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技术优势又岂是旦夕之事？
其二，“刘易斯拐点”并未如某些学者预计的如期而至，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引发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预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不完全推论。反观之，富士康在河南的工厂招工，当地应聘者队伍长达数公里，是否就此推翻“民工荒”的结论呢？据人口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本世纪中叶，这就说明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优势还将存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使我们占有技术优势，劳动力的素质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瓶颈。目前，我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与发达国家普遍在40%之上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低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强调劳动力资源优势，并非为低工资张目，认可其合理性，而是想提醒，在目前这种现状下，劳动力收入提高一步到位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长期存在
8月份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开始运作，据报道，其员工待遇与深圳公司相差不多。与此同时，近期国内多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内部市场机制和外部劳动保障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低工资时代”正在宣告终结。
事实上，我国一直遵循的是不均衡发展战略，体现在两方面，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与要素报酬不均衡。前者导致东部沿海地区收入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后者则导致劳动力收入水平长期低于资本投资回报率。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无论市场内因还是政策外因都应该去助推这一趋势。
以富士康为例，其内地本部所在地的深圳，200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44.52元，但在郑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17元。如能像媒体报道所言，郑州公司员工月薪在2500~3000元左右，就意味着郑州员工的收入水平与深圳市民已经相差不多了。
无须讳言，富士康公司内迁以及收入待遇的变化有其个案特征，但笔者认为不应因此而低估其中的样板意义，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尽管整体国内劳动力供给依然充分，但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必然结果。学界对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不乏争议，但是季节性的“用工荒”已经多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已出现变化。
其二，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诉求日趋多元化，在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精神层面和社会地位诉求将会提升。但是在既有户籍制度和住房体制制约下，制造业企业难以满足这些诉求，由此倒推企业选择内迁，并将此类员工利益诉求提前作出考虑和安排。其三，这也有助于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一些龙头企业的高福利待遇将直接影响当地的收入标准，并最终推动区域间工资待遇水平的一致化。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国内劳动力收入提升过快会侵蚀企业利润、伤害经济活力，但这样说有些站不住脚。统计显示，中国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只是韩国的5%，巴西的17%.即使工资大幅增加，仍是全球劳动力性价比最高的地区之一，加薪不会影响制造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反倒会培养更广阔的市场。
至于经济活力问题，笔者认为，“腾笼换鸟”才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以现代服务业替代制造业是必然趋势，这样就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增长造成的潜在伤害。而在中西部地区，现代制造业建设初期的商务成本并不高，因此企业完全拥有提高工资待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寻找实现工资待遇提升的制度化空间。
真正需要形成的共识在于，中国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应该付出努力或者强化诉求，最终实现发展模式的嬗变。就此逻辑而言，“低工资时代”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