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腐败成为发展中国家商业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为了找出发展中国家商业企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对全球商业领袖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腐败问题在俄罗斯被排在第一位，在印度排第二位，在中国和南非则排在第五位。在一些新兴市场，政府正针对腐败问题采取行动，巴西、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与司法部门已经开始打击贿选、暗箱操作以及内定选举等非法活动。然而，腐败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反腐斗争中也出现个体公民的力量。有些人通过商业机构发声，例如中国的《财经》杂志刊登过有关腐败问题的调查性报道；其他人则采取草根战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曝光政府的腐败行为。
我们研究发现，商业领袖不应再忽视这种新兴的公民自发反腐行动。近年来，腐败行为不仅受到严厉的道德批判，而且还面临法律的严惩；美国《反海外贿赂法》以及英国《反贿赂法》等反腐法规相继出台，且执法力度逐渐加大，使跨国公司面临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全民反腐”使公众对腐败问题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要求CEO们必须要正视这一现象。
为帮助企业领导者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我们研究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新近出现的公民自发反腐行动。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探讨俄罗斯的网络反腐项目RosPil。RosPil向CEO们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及战术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适用于俄罗斯，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RosPil由律师出身的阿历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于2010年创建，主要致力于曝光俄罗斯的腐败问题。该项目以众包的方式将政府招标书分配给大量匿名参与者审阅，让他们判断哪些项目有腐败之嫌。据RosPil声称，他们阻止了大量可疑的政府合同的签署。截止2011年12月，这些合同的总金额已达到13亿美元（未经独立机构核实）。纳瓦尔尼为反腐做出的努力在俄罗斯受到广泛支持，同时也给商界带来新的挑战。
“盗贼统治”根深蒂固
“盗贼统治”根深蒂固
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是无奈的现实。这种看法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与1991年苏联解体之初相比，现在的腐败或许形式更为单一，但程度更深。这表明，腐败已成为俄罗斯的痼疾。
在维基解密2010年公开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美国前驻俄大使约翰·贝尔勒（John R. Beyrle）写到：“人人都知道法律在俄罗斯根本不管用，政府官员、联邦安全局（FSB，在克格勃基础上成立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警察和检察院统统收受贿赂……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环境下，企业要想存活就必须获取某种保护。”
俄罗斯人把这种神秘的“保护”称为“克里沙”，即俄语中的“屋顶”。为了获取这种保护，企业和个人必须定期向帮派、警察、官员和政客支付大笔金钱。贝尔勒还表示：“如果有人不接受保护，他的买卖就会立刻关张……在莫斯科，人人都得吃这一套，以至于交纳保护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政府的执政方式不像政府，更像是匪帮。”
问题的根源要回溯到前苏联解体。鲍里斯·叶利钦卸任后，弗拉基米尔·普金继任俄罗斯总统。在其头两个任期内，普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抬高油气价格、摧毁寡头势力使俄罗斯经济复苏，因而在打击腐败方面乏善可陈。此外，他在俄罗斯创造了一种“被操纵的民主”：政治选举看似民主，候选人实则内定；言论自由看似受到保护，但多数主流媒体都是国有企业或受国家控制；经济看似是自由市场经济，但腐败无处不在。
腐败之风使俄罗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梅纳·萨法维安（Mehnaz Safavian）、道格拉斯·格雷厄姆（Douglas Graham）和克劳迪欧·冈萨雷维加（Claudio Gonzalez-Vega）三位学者将回扣斥为“倒行逆施的税收、创新与发展的绊脚石”。另一位学者德米特里·斯拉潘托赫（Dmitry Shlapentokh）通过研究发现，俄罗斯人“对自己社会机构的不信任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机构能获得“40%或50%以上俄罗斯人的信任”。因此，俄罗斯人往往对一切机构性组织和措施都嗤之以鼻，这反过来又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反腐斗争更加困难。
纳瓦尔尼的崛起
纳瓦尔尼的崛起
在这种背景下，36岁、有两个孩子的阿历克谢·纳瓦尔尼似乎绝无可能成为推动俄罗斯反腐斗争的人。纳瓦尔尼1998年毕业于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起初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后来通过夜校学习获得证券投资的硕士学位，便改行做了一名股票交易员。
2007年，纳瓦尔尼见俄罗斯经济欣欣向荣，便投资四万美金购买了好几只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三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Rosneft、Gazprom和Transneft，其中Transneft负责俄罗斯90%以上的石油运输。不料，他投资这三支油气股所获得的收益却出奇的低。
两年后，纳瓦尔尼在报纸上读到一条简讯，他投资过的Transneft公司向慈善事业捐赠了3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Transneft年利润的10%，超过了该公司维护石油运输管道的费用总和。据《纽约客》2011年4月号刊登的相关报道，纳瓦尔尼心怀疑虑地联系了俄罗斯最大的几家慈善机构和NGO，确认捐赠一事，但没有一家声称拿到过Transneft的捐款。他随即写信给Transneft的总裁询问受赠机构的名字，但Transneft拒绝透露这一信息。
遭到拒绝后，纳瓦尔尼转而要求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司展开司法调查。事后纳瓦尔尼告诉来自莫斯科的记者茱莉亚·艾欧芙（Julia Ioffe，《纽约客》及其他出版物刊登的相关报道均出自她手），负责调查的探员没过多久就宣布结案，因为Transneft公司拒绝提供跟指控有关的任何信息。在纳瓦尔尼的要求下，检察院重新审理了此案，但负责该案的探员再次匆匆结案，原因是他无法和公司的任何成员取得联系。尽管检察院驳回了这一理由，但该探员仍然不肯继续调查。纳瓦尔尼当庭提起申诉，而探员竟声称所有的相关文件均已丢失。虽然后来纳瓦尔尼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Transneft一直在和他打官司，而且至今仍未透露他们究竟捐助了哪一家慈善机构。
此后，纳瓦尔尼开始跟踪其他俄罗斯公司，尤其是国有石油企业。结果他发现这些公司的采购项目多有可疑之处。2008年12月，纳瓦尔尼发现Gazprom公司间接地从一家名叫Novatek的小公司购买汽油，并雇佣Transinvestgas公司为中介，蹊跷的是，就在此前几天，Gazprom却拒绝以三分之一的价格从同一家公司直接购买的合同。事后，官方调查表明，Transinvestgas在本次交易中赚取的一千万美元已被转移到一家壳公司，这被怀疑是为了便于某些人兑现回扣。
类似的交易比比皆是。2007年，俄罗斯国有银行VTB从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三十台石油钻井机，貌似准备进军租赁行业；但他们并没有直接从这家中国公司购买，而是找了一家位于塞浦路斯的公司作为中间人。银行为此多付了50%的货款，而高达1.5亿美元的差价落入了中间公司的口袋。更奇怪的是，VTB从未把这批高价购买的钻井机租出去。这三十部钻机被银行存放在位于西伯利亚西北部的亚马尔半岛，并且一直闲置。
上述两家公司均否认了纳瓦尔尼的指控。检察官起初撤消了对Gazprom的诉讼，但在纳瓦尔尼支持者的强烈抗议下，此事终于再次立案。而对VTB的起诉至今未有结果。
纳瓦尔尼将他的质疑和评论发布在navalny.livejournal.com，这些文章逐渐获得了网友的关注。同时，他也小额购入俄罗斯几家臭名昭著的企业的股票，他就可以获取股东会议记录等保密信息。
每当纳瓦尔尼认为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时，他就将案件提交给地方检察官。起初，他的努力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商业腐败往往比较隐蔽，很难抓到直接证据。而且，纳瓦尔尼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力量有限。
事情在2006年出现转机。是年，为吸引外商投资，普京通过一项旨在增加交易透明度与反垄断的法案，即俄罗斯联邦法案N94号。该法案规定，所有的政府招标书必须首先在网上公示。这些文件成了纳瓦尔尼等反腐斗士的信息宝藏。
他们果然从这些公示信息中发现了不少可疑项目。在《纽约客》的采访中，纳瓦尔尼提到一个地方官员要买30只镶钻的金表，号称用于表彰学校老师；另一份招标书要购买一张用珍稀木材手工打造的鎏金大床；还有一个项目要为一家精神病院的700名患者购买价值200万卢布的貂皮。
这些网上公示的文件还显示，当时的俄联邦政府也有意订购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宝马汽车。纳瓦尔尼将订购计划的细节公之于众，因为担心激起民愤，内阁官员撤消了该项目。
纳瓦尔尼的努力开始在国际上获得认可。2010年，他被授予“耶鲁世界学者”的荣誉。利用耶鲁大学提供的高端讲台，纳瓦尔尼公开指控Transneft的管理者，在一个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的项目中鲸吞了足足40亿美元。此言在俄罗斯网民中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向纳瓦尔尼发来电子邮件，爆料各式各样更加匪夷所思的灰色交易。
RosPil的众包模式
RosPil的众包模式
2010年，纳瓦尔尼的反腐战争迎来了转折点。俄罗斯卫生部的一个招标项目受到纳瓦尔尼的质疑，因为该部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招标建设一个网上医患沟通平台，同时要求承包商必须在16天内建成。纳瓦尔尼在博客上公开谴责这一项目，并指出网站很可能早已建成，而且实际价格远远低于两百万美元。他号召读者向俄罗斯的联邦反垄断局投诉，响应者接近2000人。洪水般的投诉信几乎使反垄断局陷入瘫痪，因为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对每一封来信做出回应。
纳瓦尔尼的追随者还挖出了卫生部另外两份招标书，也是以极高的金额在极短的时间内定制操作系统。纳瓦尔尼把这两个项目一同公布在博客上，公众一片哗然。卫生部迫于众怒取消了这几个项目，并清退了涉案官员。
卫生部战役的胜利又引来一大批爆料邮件。网友们提供的线索太多，纳瓦尔尼已经无法亲自一一调查，于是在2010年年末，他成立了一个以曝光腐败为宗旨的机构，并建立了RosPil网站，网址是www.RosPil.info（RosPil来自俄语中的“俄国人”和“看见”，而这两个词连起来念又像raspil，意为“锯开”，暗指俄罗斯流行的关于腐败的比喻：“政客们又把预算锯开了。”）RosPil诞生后的第一年里基本只有四个全职员工，包括一个管理者和三个律师。如今，这个小团队已经发展成为反腐基金会，继续在纳瓦尔尼的领导下运作。
纳瓦尔尼决定采取众包的方式将这场反腐斗争进行到底。RosPil最大的优势正是分散化操作——据RosPil估计，截至2012年9月，网站共有三万名匿名志愿者，一半左右的反腐线索都是他们提供的。RosPil鼓励俄罗斯网民全面审阅网上公示的政府招标书，一旦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便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告知网站管理者。目前，他们平均每天收到三条可靠线索。
当得到一条线索，RosPil的操作程序是：先由管理者进行初步分析，判断是否值得跟进；如果这条线索较为可信，管理者便指定一名律师进行调查。解读政府招标书中的行业术语并判断其有效性往往需要专业知识，因此RosPil另外召集了一批网络志愿者，其中还有曾在政府工作的“内部人士”。RosPil的律师会根据专家的意见判断招标计划是否有藏污纳垢之嫌，如果专家认为有猫腻，RosPil就把该招标书的细节发布到网上，并由律师向地方检察官提交证据。如果检察官拒不跟进，律师就会提起民事诉讼；不过，非盈利组织在此类案件中的法律立场往往比较尴尬。
另一种方法是由RosPil向俄罗斯反垄断局提出申诉。即使无法证明招标项目存在腐败，他们也可以证明该项目属不正当竞争，从而迫使招标部门更改条款。据RosPil的工作人员透露，对簿公堂的情况极少出现，多数情况下，招标方都会撤销项目或更改招标条款以提高竞争性。他们表示，RosPil正取得稳定进展，贪污腐败的官员不得不加倍小心，千方百计地躲避网民的审查。
RosPil的众包战术非常适合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在这些地区，和政府腐败作斗争可能会带来危险，但由于RosPil的日常运行分散化、本地化，政府很难强行干预。更重要的是，为RosPil出资出力的大多是匿名志愿者，俄罗斯政府可以关闭RosPil的办公室、驱散RosPil团队，但同类型的网站和组织很快就会重新出现。RosPil代表着一种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型反腐方式。
RosPil采取分散化战略起初是为了筹集运营资金。2011年2月他们第一次在网站上募捐，网友可以通过Yandex Money（类似PayPal的网上支付平台）给他们打款。据工作人员透露，短短一周之内他们就募集了12万美金。2012年RosPil收到的捐助约有870万卢布（约合27.7万美元）。
捐款主要用于支付网站雇员的薪水，办公室场地费等其他开销则由纳瓦尔尼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最近，纳瓦尔尼建立的反腐基金会也开始为RosPil出资。反腐基金会表示，他们30%的预算来自小额捐助，70%来自几位俄罗斯富翁，他们不仅提供金钱也提供信息。新的资金来源给了RosPil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使网站能更快地发展。在新资金的支持下，网站团队已发起一场推广活动，运用报纸和口耳相传等传统方式在网络普及率较低的小城市进行宣传。
RosPil使纳瓦尔尼这位公开反对普金的异见者一夜成名，如今他已在俄罗斯城市中产阶级中家喻户晓。他将自己的反腐活动和政治理想相结合，不断扩大自己的网络影响力。他的博客内容被翻译成英语后，关注他的人群进一步扩大。截止2012年11月，纳瓦尔尼的推特粉丝数已超过30万。
2011年12月，有报道称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存在不法操纵，一场大规模抗议由此爆发，其矛头直指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这场风波中，纳瓦尔尼作为最主要的反对派人物出现。因为向群众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最终被逮捕，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纳瓦尔尼被拘禁了两周，但他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国外媒体发来雪片般的赞扬之词，其支持者们在监狱外彻夜守候，直到他于12月21号获释。当时我们正在俄罗斯，专程赶往监狱目睹这一场面：莫斯科时间凌晨两点，纳瓦尔尼走出监狱大门，守候在监狱外的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这是我们学术生涯中最不寻常的时刻。
按照纳瓦尔尼支持者的说法，俄罗斯政府正在设法摧毁纳瓦尔尼在民众中的形象，采取的手段就是把腐败的矛头指向纳瓦尔尼自身。2011年，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曾立案调查纳瓦尔尼是否收受过木材公司Kirovles的贿赂，但最终因缺乏证据而结案。2012年5月，国家调查委员会指控纳瓦尔尼盗用巨额公款时，又把Kirovles的旧案翻了出来。根据指控，纳瓦尔尼精心策划了一笔木材交易，导致当地财政损失约50万美元。如罪名成立，纳瓦尔尼可能被判最高十年的徒刑。
随着纳瓦尔尼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他遭遇的指控也越来越多。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团体侵入了纳瓦尔尼的邮箱，并把他的邮件刊登在莫斯科一家自由派报纸上。邮件内容显示，纳瓦尔尼利用他的反腐平台对一家公司进行诽谤，而这家公司正是纳瓦尔尼一位主要赞助者的竞争对手。纳瓦尔尼对这些指控不屑一顾。
纳瓦尔尼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现在他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反对派的实际领袖。他力挺新政党“人民联盟”，并支持建立反对党派的协调委员会，以便各党派在未来凝聚成更强大的力量。
商界两难
商界两难
纳瓦尔尼的反腐大业和俄国政府的激烈反应，使得商界陷入两难局面。俄罗斯的企业家们是否应该通过捐助或其他方式支持RosPil？地方企业及跨国公司是否应该暗地里为纳瓦尔尼提供信息等“弹药”，协助他向政府腐败开火？商业领袖们如果不能以企业领导者的身份力挺RosPil，是否应该以个人身份出一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
在莫斯科，我们和多位商业领袖讨论了这些问题，得到的回答大相径庭。TravelTipz的创始人、阿塞拜疆人穆拉德·索菲扎德（MuradSofizade）认同纳瓦尔尼的努力，但对他的政治立场表示担忧，尤其不看好其拉拢俄罗斯极右团体的举动。纳瓦尔尼参与过一些涉及暴力的政治运动集会，而且他在莫斯科参加过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游行。索菲扎德等人也提到纳瓦尔尼最近发表过一些反移民或反犹倾向的言论。索菲扎德的观点代表了不少CEO的看法。
也有人对这些担忧不屑一顾。在莫斯科经营一家小公司的亚历山大·柯罗门科（Alexander Khomenko）是纳瓦尔尼的忠实支持者，他认为纳瓦尔尼的民族主义倾向只是为争取更广泛的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手段。
与索菲扎德一样，许多商界人士认为生意就是生意，不应该和政治搅在一起，再崇高的政治目的也不行。Zhelezny Global广告公司的CEO亚历山大·泽勒尼（Alexander Zhelezny）告诉我们：“我一想到要提供政治献金就紧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我有好几百个雇员靠我吃饭，我必须为他们着想。”
弗拉基米尔·阿舒科夫（Vladimir Ashurkov）的态度与泽勒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被排挤出某俄罗斯商业集团的高级管理层，但对于由此产生的个人风险，阿舒科夫非常淡然。如今，他也是纳瓦尔尼的支持者。阿舒科夫表示，他选择纳瓦尔尼是因为爱国公民必须对俄罗斯的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
纳瓦尔尼对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迎头痛击代表了一种极端立场，他在政治上的活跃姿态、仿佛不顾个人安危的大胆行为更是许多商业领导者不愿接受的。纳瓦尔尼的勇敢无畏固然是他的魅力所在，但俄罗斯的商业领袖们还要考虑到他们对家庭、员工的责任。因此，尽管对腐败同样深恶痛绝，但CEO们仍然无法下定决心支持纳瓦尔尼，这完全可以理解，也符合人性。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观察到，许多反腐败斗士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策略，例如明确表现出与政治无关的立场；这些人往往能获得更广泛的合作并得到更多的盟友。
显然，商业领袖在回应腐败问题时必须考虑几个因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环境。在俄罗斯，惹怒政府可能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企业领导者们必然对政治运动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而印度的政治氛围相对民主，允许不同声音，在这种环境中，如果某人不就反腐问题进行政治表态，那么从道德的角度上，他们反而会显得底气不足。
第二，文化环境也很重要。在日本，让他人尴尬是令人不齿的行为，因此打击腐败的手法必须非常巧妙。奥林巴斯前CEO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把公司腐败问题公之于众的举动就过于莽撞，尽管他的意图很高尚，但最终仍然被迫离职。相反，以往证据显示印度人更欣赏公开谴责腐败的企业，例如Infosys公司。
打击腐败需要动力最大、能力最强的人共同奋斗，这其中当然包括商业领袖。许多跨国公司的领导者都有能力在他们的公司和网络中推行相关政策，而公司本土的法律规定往往也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也拥有组织业界领袖的能力。此外，最新研究表明，尽管坚决执行反腐政策的企业在腐败国家内的成长速度不如采取妥协政策的企业，但前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管理者们还要牢记，切不可为眼前利益牺牲原则。长远看来，腐败会侵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失去客户和员工的信任，并最终失去盈利能力。当管理者们在腐败面前缄口不语时，他们必须自问这样的选择是否相当于饮鸩止渴。
新兴市场企业也可以学习跨国公司抵制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这样崛起中的商业巨人而言，在本土向官员行贿还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但在海外市场进行不法行为就完全无法辩解了。毕竟，企业自主选择进入一个法制国家并在此立足，就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
商业领导者可以采取几种方式抵制腐败。一种方式是在企业内部推行更强硬的反腐政策，西门子自2006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公司必须制定行动准则并培训员工以妥善的方式应付索贿，同时当员工拒绝行贿时应给予支持。
另一种方式是向立法机关提议，设立特定的法律法规打击腐败行为或消除可能助长腐败的漏洞。波兰的“净手运动”就是企业参与反腐的好例子（该运动于1993年由波兰前副总理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WlodzimierzCimoszewicz）发起，旨在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
此外，企业还可以促进反腐机构的建立，例如独立新闻媒体、独立法庭、无政治立场的公众检察院等。
其实很多新兴市场的现行法律足以防范并惩处腐败行为，只是执法机关并未严格执法。因此腐败的根源不是法律或机构本身有缺陷，而是人们对法律规定和流程置若罔闻。
例如，印度目前正在激烈讨论是否需要设立国家司法特派员。鉴于印度宽松的新闻环境和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样一个新部门对消除腐败未必能产生更多的作用。或者说，除非严格遵守法律和相关程序成为整个社会的常态，否则腐败问题永远无法根除。在这一方面，商业领袖和纳瓦尔尼这样的人物可以发挥榜样作用，从而填补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空白。
毋庸置疑，腐败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失。腐败扭曲了正常的资源分配机制，导致资本与劳动力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而使整个“馅饼”的尺寸缩水。
腐败更会损害一个社会的诚信。即使在最腐败的国家，收受贿赂也是违法行为，但许多企业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或聘请顾问代其行贿。这种行为会使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丧失信誉，人们会因此将商业行为视为低效、非法、不公的代名词。商业领袖们必须牢记，如果对腐败现象坐视不理，终有一天会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译/殷宴 校/安键)
保尔·希利（Paul M. Healy）是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詹弗斯·威利斯顿商业管理荣誉教授。卡蒂克·拉玛纳（Karthik Ramanna）是哈佛商学院副教授、亨利·亚瑟荣誉学者。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哈佛商学院案例“RosPil.info”，保尔·希利（Paul M. Healy）、卡蒂克·拉玛纳（Karthik Ramanna）和马修·谢佛（Matthew Shaffer）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