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西方世界的商业教学一般会用很逻辑式的方式教授学生:要先设立明确目标,然后搜集商情,分析情报,建立计划,最后执行计划。但往往这样按部就班地去执行,商机已经消失了。企业经理人通常都要具备一些组织管理工作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对任何一个想要在商业上成功制胜的企业和企业经理人来说,都是不可获缺的。
随着时代迁异,环境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企业经理人便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当作自身的竞争武器来面对当前的考验,走进正确的方向。在这个变化万端的时代,企业需要新方式培养新型企业经理人来面对眼前残酷的竞争。对中国来说,随着商业环境一天天扩张,环球性竞争愈来愈频密愈来愈不可避免,摆在眼前最首要的是,中国如何在最短期限中“大量制造”出合格的,具有强悍竞争力的,并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之路的企业经理人呢? 这是伊莉莎白教授每天不停思索的关于企业经理人的问题。
企业经理人思考之香江观察
在中国已经10年,伊莉莎白教授经历过中国商业社会最激荡、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日子。
上世纪90年代,伊莉莎白教授曾受美国商业部的邀请,前往中国培训美国商人资源管理等项目。此前,她对几乎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用说企业经理人了,为了教学准备工作,她开始了解并研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整个90年代,当时美国对华投资大都只能通过合资的方式进行,自然地,她的中国探索便从合资项目的研究开始。
当伊莉莎白教授发现合资方式带给美国商人巨大的成功时,她对中国也开始由衷地产生了好奇和兴趣。她的视野也从此开阔起来——这是一个和美国多么不同的国家。当时许多美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矛盾重重,大规模的接触给中美商业社会彼此之间留下许多冲突和互不理解的伤痕。在好奇心和专业兴趣的驱使下,伊莉莎白教授开始对中国商人的思维模式进行研究,结果她发现,中美商业观念和思想习惯的不同,是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她想,中美两国人民如果能够相互理解,两国商业上的合作便能减少冲突并且更加顺畅,因此她对中美两国商业概念做起了系统性的比较与分析,建立理论和模型。为了做好相关的学术研究,她当年就频繁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
1996年,她决定搬到香港,以更具备现代化城市生活条件的香港为基地,对中国展开为期一年的深入探索。但没过多久,她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香港的生活让她着迷。这里虽然有拥挤不堪的车流,腹地狭且小人口密度超高,消费指数不低,但香港同时也拥有全球各地的美食,便捷的海陆空交通网,高效的企业行政效率,这里充斥着高端的商业模式,亦不缺乏人情味十足的小型商贩,那些旧楼里隐藏着20世纪初的气味,以及中国人的世俗感。
对伊莉莎白来说,这里华洋杂处,在十里洋场,她完全可以像在任何一个西方城市一样自在,因为香港是一个包容并蓄的城市,对外来人毫不惊奇厌乍;同时,在那些港味弥漫的城市角落,她又能实际接触到想象中的东方情调。她爱极了这样的状态,于是原本为期一年的计划被一再延宕,在“东方之珠”一住就是4年。
在香港的4年中,她除了享受生活外,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学术研究上。此间,伊莉莎白深入到许多在港的跨国公司中,追踪调查许多中国籍的企业经理人,研究他们的决策过程和习惯,记录哪些决策在企业面对跨国商业活动时奏效,而哪些又在本地商业活动中才能奏效。这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她一头“跌”进了中国式“领导力”的研究领域。
除了在跨国企业中实际调查中国企业经理人的商业思维外,她也曾经在北京大学教授跨国企业的领导文化。在北大,她接触到更多的中国职业企业经理人、企业决策者,他们不被西方所影响,更具备中国当代商业文化的特性,这使得她的研究资料也更加丰富起来。
企业经理人思考之天才管理
伊莉莎白在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期间专攻心理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对她后来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引作用。她曾对“天才管理”这一领域进行过专题研究,探索企业如何更有系统地整合组织中的创意和人才,如何让员工的“天赋”更好地发挥出来,如何吸引具备“天赋”的人才,以及如何创造空间和成长平台留住这些人,不让他们从企业组织中流失。
除此之外,对经理人来说,如何让这些具备特殊“天赋”的人才,在企业的竞争策略当中协同作战,统一意志发挥整合力量更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发现并归纳了许多规则和模型,这些知识和技术对强化现代企业经理人的领导力大有帮助。她的这项研究,实际上意在让企业经理人们找到方法,让那些“天才们”更有效地协助策定强势的商业策略,发挥战斗力,经理人一旦掌握这种“天才管理”的最新技能,便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存能力,能让企业更好地面对新出现的考验。
在实际接触到中国商业界的领袖们之后,伊莉莎白教授对中国企业家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中国企业家们精力充沛、聪明、在商业战场上决胜意志坚定。”她同时发现,面对商业竞争时,在跨国企业中任职的中国籍职业企业经理人和领导中国企业的中国职业企业经理人采取的策略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伊莉莎白从不试图教导这些企业经理人如何管理他们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家们经历过比她更多、更真实、更残酷的实战经验,他们总是能在跌倒中爬起来继续战斗,他们总是自己公司最棒的指挥官。她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谋略,给他们一些启发,让他们知道一些最先进的思维。伊莉莎白非常在意自己设计的课程内容对企业经理人有没有实际用图,她最不愿意听到学生在毕业之后抱怨所学课程毫无用处。
“的确,我确实听过有些学生埋怨在工商管理课程上所学起不到实际的作用。但那都不是我设计的课程。我一直尽可能地让学生们不浪费他们的时光,让他们花时间在课堂上学到有用的东西。”在接受《长江》专访时,伊莉莎白表示。她认为,工商管理课程大多数的方法就是把企业经理人丢进一个假设的‘状况’之中,让他去思索解决方案。伊莉莎白与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之处在于,她熟悉中国,她挑选的“状况”最重要的指针是对中国人有用。
企业经理人思考之从错误中学习
一个研究营销的学生可以在学校了解到许多前人留下的经验,比如营销是如何产生效用的,以及营销的概念、经验、法则等,但实际上,若不投入工作中,学习者也许永远不会真的了解营销是如何才能在市场行为中奏效的。“企业经理人最佳的策略是从错误中学习。”她说。
伊莉莎白认为,一个企业经理人的天职就是做出决策,不管它是不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因为企业高薪聘请企业经理人的核心期待之一就是“做正确的决策”。许多情况下,职业企业经理人面对的是非常艰难的状况,比如是否要开除一个核心干部,比如是否要推出一项新的产品等。伊莉莎白表示,她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教学生做哪种决定才是正确的,她往往会请学生思考,如果不开除那个人,组织会付出多少代价,企业会蒙受多少损失,失去多少机会,“企业经理人可以这样反向思考”。
伊莉莎白说:“在许多情况下,做决策比不做决策更重要,因为做出的决策哪怕是错误的,至少可以在错误中学习。”企业经理人在面对情况不明的状况下,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企业经理人根本无从分析商情的情形在商场上屡见不鲜,市场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根本没有任何准确的商业情报可供分析,那么,快速作出试探性的反应很重要,就算估算错误,最后修正时间也会比竞争对手采取行动提前很多,这种试探性反应的成本要比落后竞争对手小得多。
因此,伊莉莎白认为:“处在这种情形下的企业经理人,应该继续往前走,在市场上丢出试探性作法,然后从中学习,再继续前进。”她一直强调先行动,再从中(哪怕最终证明是错误的)学习。“企业经理人应该先做出反应,从中学习,然后再制定计划,具体来说是先制定保守计划,评估成本,执行,再次制定保守计划,再评估成本并执行,直到安全胜出。”伊莉莎白提出这样的主张。这有别于传统商业学习中所告诉学习者一以贯之的“先计划,再执行”的理论。她认为自己的教学任务就是协助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他们一些前人的经验。
虽然是一个美国籍的教授,伊莉莎白尽力不让自己的美国经验套用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她知道,许多规则在中国不会奏效。于是她竭尽能力使自己所教的课程内容是有用的,一切以有用为核心。她认为,许多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她的天才管理理论,对日新月益的环境中任何想取得胜利果实的企业就很有必要。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全球化,她发现一些中国企业行事作风就像极了美国企业。在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竞争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走向国际化,至少愈来愈懂得跨国企业的竞争思维习惯。尽管还有一些国内企业由于竞争环境的不同,这种变化不明显,但她表示,无论如何,企业都在时时刻刻武装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全球化并不会因为大家是否一直热衷于讨论而停止发展。伊莉莎白目前在长江商学院还负责Inbound的相关项目,该项目是带领来自美国本土或是欧洲企业的企业经理人到中国来访问交流与学习。由于中国商业竞争力正在逐渐成形,这些可能从未来过中国的企业经理人,有必要知道中国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模式。Inbound(海外商学院中国住读)项目就是带领这些欧美企业经理人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在长江商学院聆听一些有针对性的课程的同时,深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内部,或是销售终端,比如沃尔玛这样的店面在中国的经营模式,这将有助他们扩展自己的视野。
伊莉莎白在喧闹纷纷的“中国世纪”默默地协助培育中国企业经理人,也让西方企业经理人了解到中国商业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新势力。她低调不张扬,性格刚毅,果决坚持,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让企业家变得更强大,并期翼为中国商界培养出一批能果断作出决策的企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