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必须具有强大的微观基础，而在任何一个已经步入现代经济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大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大企业群体在全球大企业群体中的地位。基于这一点，2009中国企业五百强名单和分析报告揭示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入围门槛从上年的93.1亿元上升到105.4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营业收入总额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达到26.0万亿元，比上年提升19.7%；资产总额达到74.2万亿元，比上年提升19.2%；净利润（1.21万亿元）虽然因危机冲击而减少13.23%，但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绩效考核指标均超过世界和美国五百强，且净利润总量超过美国五百强700多亿美元；……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更加强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寄望中国企业500强。
鉴于中国经济开放度已经相当高，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大企业群体的成长业绩足以增强人们对开放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信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外部竞争挤垮民族经济；在实践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众多中国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颓然倒下。然而，内资企业面对外资跨国巨头时并非一无是处、只能束手称臣，而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都拥有一大批现实和潜在的优势。关于本土企业在微观层次的优势，论者已经不少；在宏观层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尽管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终将推动这一优势回归。只要企业在开放市场方面不采取萨克斯式“休克疗法”，而是有序开放；只要企业不对外资企业给予持久的超国民待遇；只要企业有效维持基本市场秩序，把企业内部人的道德风险抑制在一定水平之下；内资企业将充分发掘他们学习的天赋，中国产业将在这场痛苦的磨砺中浴火重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众多西方巨头在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已经动摇了对外资的盲目崇拜，中国企业五百强发展结果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国人、对内资企业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能力的信心。除了至关重要的骨干企业外，我们要的是一个产业的兴旺发达，而不是某一家几家企业的只生不死。
尽管如此，大型中国企业群体面前并非一片坦途。就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仍未摆脱低端地位。我们无法改变数百年历史造成的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劣势，但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化解先天劣势；中国企业群体可以依靠代工、贴牌、技术转让、代理贸易等起家，但要跃居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上层，惟自主创新一途。中国企业500强平均研发费用与平均研发投入的比例均比上年增长，专利数和发明专利数猛增51.3%；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依然任重道远。而在社会责任方面，大型企业从社会所得既多，承担责任也理当更高。“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环境保护”，这就是大型企业群体必须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寄望中国企业500强的责任，做不到者应当被淘汰，也必然会被淘汰。
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当对企业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给予严格的监督，我们应当寄望中国企业500强，但我们不应当对骨干企业滥施不公正的苛责，更不用说很多苛责是建立在不了解事实和偏见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借口中国石油企业人均营业收入远远低于西方石油巨头而对他们大加挞伐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更好的资源禀赋是西方石油巨头们先天享受的遗产，西方军队在世界最佳油气资源产地和交通要冲的布局并非摆设；我们也不能借口提升效率而抵赖对离退休老职工群体的义务，既因为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破了外国的封锁和讹诈，中国才有机会在基本平等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也因为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我们今天的举动将为后人对待我们树立榜样。掌握话语权力者不要自己收入多多益善，却见不得企业普通员工待遇改善。外部竞争对手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要自己去为他们做到，不管打的是“反垄断”还是别的什么貌似“正义”的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