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奥运来临之际，食品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一个高度。而当我们站在食品安全角度考察的时候，是否还要坚持民营化的思路，值得商榷。
从推出国有体制改革以来，食品行业一直被推在企业改制前沿，因为它不属于国防、能源和军工等理应由国有资本管理的行业。甚至，为了能打造出中国的可口可乐或麦当劳，食品行业一度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民营化似乎成为了中国食品全球化道路的必然一步。
民以食为天，在奥运来临之际，食品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一个高度。而当我们站在食品安全角度考察的时候，是否还要坚持民营化的思路，值得商榷。
重大会务的食品安全保障需要国资企业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表示，北京奥运会的所有食品必须是获得质检部门市场准入批准的企业生产加工，必须是使用了QS标识的产品。对供应给奥运会的大部分重点食品，质检部门将采取定点供应。同时，质检部门也建立健全了一批食品检验检疫机构，对供应奥运会的所有食品进行严格的检验检疫。
北京二商集团党委书记孙杰表示，从上周开始，公安局、食品卫生监督局等都和工厂的生产监控室实现了视频联网。笔者看到，在北京二商集团旗下的王致和和宫颐府等工厂里，几个大屏幕上，每个生产环节都在监控之中，甚至连温度、配料指标等都成为监控数据。
目前，北京二商集团是首都唯一一家奥运物流原材料配送中心，除了为奥运会供应10大类共1000多种食品之外，还承担9项肉类食品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确定，负责为奥运餐饮编制《可生食肉类标准》。
孙杰表示，为确保奥运食品安全，北京二商集团在怀柔建立了专用供应基地，总占地面积130亩，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2亿元。这个基地设计产能是原生产规模的3到5倍。
按照目前的预测数据，奥运前后，预计将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注册人员直接参与，同时还会有700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整个奥运期间提供餐饮服务的周期不低于60天，奥运村需要保持24小时持续供餐。由于奥运会对食品的卫生、营养和兴奋剂等指标要求严格，如何保障奥运会期间的食品供给安全、健康、卫生以及符合体育赛事对兴奋剂等的规定，食品安全成为奥运的一大要务。
在笔者走访生产制作宫廷点心的宫颐府时，从楼上的玻璃窗可以俯瞰偌大的生产车间，宫颐府总经理芦德明告诉记者，为了避免灰尘侵入，这个操作间是全封闭的，靠中央空调来维持室内恒温，操作人员要经过三次消毒程序才能进入操作间。
“设备是德国进口的，光是这个中央空调，每小时就要耗电1000元，这种技术和硬件在北京市是排在第一的。”芦德明介绍说。当然，这种条件也是其他生产点心的个体作坊无法做到的。这既是为老字号荣誉而作出的卫生保障，更是为食品安全作出的卫生保障。
孙杰告诉笔者，三年前二商集团就已经开始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为奥运供给作准备。尽管有的企业曾经被奥组委指定为食品供应商，而二商集团并未被指定，但在奥运来临之际，有个别供应商的产品被检测出不合格，于是又转而求助二商集团，毕竟其国资背景更令人感到放心。
国有资本是否应该退出
食品行业一直是一个完全竞争行业，集中度较低，中小企业比例高，技术水平低，由于价格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空间很小。随着行业整合及行业成熟度的提升，以及立足全球经济圈的需要，行业龙头企业将担当起行业资源整合的重任。
“这些年在民营企业家改革中一直坚持一个思路，提倡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食品行业就被定义为退出领域。”北京大学中国地方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向本报表示。他认为，如果考虑到食品行业的特殊性，跟人民群众生活和物价水平息息相关，对于大型食品企业改制就应该慎行。
以二商集团为例，二商集团的前身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是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于1993年改制而成。在食品企业改制过程中，二商集团减员安置了3万多名职工，核销承受了8亿多元历史债务，用二商集团总经理王天麟的话说是“每一步都很悲壮”，因为很多工厂往往是厂长先分流职工，最后等着自己被分流。
改制前的北京二商局，每年能够享受到11亿元多的财政补贴，改制后补贴被取消。“要保障那些重大会议的食品供给，要保证卫生，我们必须添置很多硬件设备，加上食品制作成本，常常入不敷出。”王天麟表示。
除了负责在京党政军机关、外国驻京使领馆的日常服务外，二商集团每年都要承办在北京举行的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特需供应。在玉泉营环岛西侧的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大院内，就是著名的“34号”特供点。这里曾供应食品给每年的“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大会议。在这些重大会议上，二商集团的供应占到特需总量的70%左右。
除了重要会议，在重大灾难面前，大型食品国企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非典”、冰雪灾害以及近期发生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有体制的食品企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应急食品供应的重担。
王天麟回忆起2003年的“非典”期间，北京市场上一度出现了集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现象，蔬菜、肉类和食糖等供应紧张。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二商集团在短短7天时间内，向市场提供猪肉2000多吨，比平时增加了133%；食糖696吨，比平时增加了240%；豆腐214吨、豆制品32吨、豆浆61吨、酱菜及黄酱1000多吨，均比平时增加了200%多。而这个时刻，很多民营食品企业因考虑到员工安全而暂时停业了。
在去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时，二商集团也接到指令，必须加大平价肉的市场供应，因为二商集团是北京三大生肉供应基地之一。“这种时候企业给我们的命令是不计成本、不计企业得失，我们甚至要不顾个人安危地冲到前面去！”王天麟说。
在享受不到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二商集团的这种行为获得的只是荣誉，显示在账目上的利润则寥寥无几。去年，二商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1.4亿元，利润则为2.39亿元。而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近些年来的最高纪录。
彭真怀直言：“这些民营企业家在重大特殊时期舍弃自身利益，承担的是企业和社会责任，无条件地为企业和老百姓服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型食品企业保留国有体制非常有必要。”
他认为，对于食品企业改制，国家可以实行“两手抓”，即放开一部分，保留一部分。“放开的部分直接面对市场竞争，保留的部分则需要用一些政策来维护国有资本的正常运转，这些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或者贷款优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