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反思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企业改革实践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探索企业经营管理思维的不成熟性，弱化经营管理行为中的非理性特征，既是管理自然属性（管理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需要，也是我国企业迎接世纪性的机遇和挑战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扬弃机械性思维坚持在实践调整中接近经济学的最佳状态
尽管经济学中的一些经济理论模型可以指导人们在理论上实现最优的经济状态，然而一些理论模型都是建立在企业所无法实现的假设和无法控制的基础之上。因此经营管理学不同于产品制造学决不能将经济学模型和方法简单地应用于经济实践，也很难通过调整或改革一次成型一蹴而就。例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最佳规模”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在于其有助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明确，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先天性地被其企业规模大小所决定，但却不是唯一性的确定，因此决不可一味地追求规模经济而盲目地扩大企业规模。且不谈企业规模的大小应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相适应，仅从在我国商海中使惯“小渔船”的弄潮儿（广大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们）是很难在短期内适应万吨轮指挥的简单逻辑中，就可以找到三株的吴炳新、长虹的倪云峰以及三九的赵新先相继隐退的深层原因了。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经济模型的“最佳解点与最优状态”则不利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建立追求经济性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味地依据经济学的教条甚至于迷信经济学模型甚至一步到位性地求解“企业现实问题”，则必将使其思维陷入“产品制造性”误区进而违背管理学纠错性的基本特征。反思经济学“帕雷托标准”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尽管任何经济领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帕雷特最优状态”，但它却能激励着人类向着更好的经济状态不间断地努力着！对于那些“最优决策模型”经理人应该正视定量决策模型的软肋，即经济计量模型大多数是以企业经营利益最大化基础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违背消费者满意最大化的现代市场营销原则。分析天津轿车的发展历程——早先与日本丰田合资生产“天津夏利”打破零的纪录，后又被沈阳“一汽”兼并换牌“一汽夏利”走出困境成功地应对入世。使我们坚信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应以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为指导，“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一个更好的企业明天。与其一味地追踪和变换国外那些“层出不穷”的所谓最新经营管理模式，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坚持那些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基础和经营理念。
二、克服两极性思维坚持“可持续”导向在经营实践中成熟起来
人们能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趋向成熟是因为社会化作用于个性的结果，是环境不断地引导和教育的结果，社会性的约束和惩罚既迫使其不断地放弃两极思维树立多元意识，生存环境中的竞争机制又引导着人们抑制求同心理突出个性优势。企业法人应具有像人一样的成熟过程。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思维中不成熟性主要表现之一即为两极性思维倾向与求同心理惯性，导致其经营管理行为相应地往往带有明显的极端性、跟风性。例如：在企业关系的处理上，从早期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式的协作关系，到今天的恶性竞争、仿冒侵权事件比比皆是，在竞争中寻求多盈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再如、从计划经济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是企业唯一的主人，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与人力资本观念的引进，企业工人的生产要素属性都几乎被一些经理人淡忘以尽了，“偏痴迷信裁员下岗、一味偏重技术要素、盲目崇拜凯撒式管理甚至干活不给工资”等等反而成为众多企业的模式……对此笔者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思维必须克服两极性思维惯性，依据管理的权变理论坚决抑制求同心理杜绝“一窝蜂跟风逐利”之举。企业各级的经理人必须认同只有能保证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增长的改革与管理政策才是成功的，对工人利益的适度承认和保证也是企业可持续的关键之一！孔子曰：过犹不及。改革前工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既泛化又极端，改革后公司工人的地位骤降既不符生产力的属性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国际趋势；改革前的品种单一不知营销为何的车间式的管理，短短一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就使得一些企业家们都陷“资本扩张”“多元化的产品战略”等经营浮躁性误区之中难以自拔；从“酒好不怕巷子深”“一等产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等固有观念，跨越性普遍性地更新为“广告制胜（使得消费者纷纷举手败为广告疲劳症者）、包装制胜（天价月饼黄金书层出不穷）”的市场不可持续环境不可承载的不成熟的营销模式。
三、防范“只有外国的月儿圆”的思维倾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以期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改税、全面质量管理TQC/TQM、目标管理MBO、企业流程再造、精益生产方式和“ERP-EVA”、组建大企业集团/股份公司上市、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管理层收购MBO……实事求是地讲上述方法可能有助于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但是从根本上救活搞好中国的企业却不能寄希望于这些方法。笔者并不反对依据管理“自然属性”引进国际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与方法，然而笔者却忧虑企业界可能存在着一种缺少人文精神的浮躁心态，全然不顾管理的“社会属性”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经济管理的最新模式，以求提升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于一夜之间”。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会用国外人的“如何如何”来评价中国事物的好坏，“言必称希腊”还自认为是“国际接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鉴古也可以知今。早年中国的社会变革陈独秀与王明之所以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毛泽东同志却能领导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同志善用中国式的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因此笔者认为今天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不可能什么都用国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接轨也不符合否定之否定的普遍规律（中国式的企业管理发展先后经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自我肯定，言必称希腊式的对传统管理的否定，注重借鉴国际经验的开放性突出中国管理特性的否定之否定）。我国大多企业的经营者的报酬制度为例，早期工厂的厂长报酬制度是以“党性加良心”的低工资制，短短几年的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改革就在贫困悬殊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经营者高报酬制度的“国际接轨了”。笔者敢断言和谐社会的建立必将包括经营者与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回归和缩小。在资本主义初期管理大师韦伯所归纳的欧美日等国的“企业家职业精神”是具有“敬业和禁欲”色彩的，敬业是使经营者融于社会的关键要素，禁欲则是资本初期积累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因如此笔者呼吁我们的学者与经营者在设计经营者职业化与企业改革方案的实践中必须高度关注“过渡金钱刺激”的倾向！借鉴职业化和高的离谱的收入并没有激发中国足球称霸于世界的事实，仅靠形式的职业化和高报酬同样不可能真正地提升中国企业的经营水平的提升。实践出真知，实践才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西方经营管理理念的理解
企业改革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使中国企业经理人体会到，真正地理解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的理念并能用其有效地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决非易事。据说“自来水”就是一个舶来品，最初译者将其翻译成自来水的初衷恐怕意在张扬工业化的“神奇”，然而对于今天习惯于使用自来水的中国人来讲，如果再不调整对“自来水”的认识是绝对不利于我们树立节水意识的。同理有些经营管理理念也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和认识的,例如：“利润最大化”原则几乎是每一个经营经理人都熟知的“MC=MR”基本经济原则，但是真正理解其经济含义的未必占多数，相反有些人却可能天真地认为学了经济学就可以“能人之所不能”。“MC=MR”尽管被翻译成最大利润原则，但在实践中应用也只能有助于决策者保持经济的理性而已，经营者只可能在经济景气之时“赚的最爽”，而在经济不景气之时“赔的少、赔的最明白”而已。再例如：正确地理解“价格-变动成本=边际利润”的概念必将有利于我们参与价格竞争抓住竞争机会，避免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弄虚作假谋取暴利或者不计血本地大打价格战。又例如：正确地理解世界500强公司成长发展的五道坎论即技术坎、营销坎、管理坎、战略坎、企业文化坎；就可理解我国家电企业靠60%的产品“贴外国品牌”生产勇闯技术坎的客观性；也可理解我国许多企业力争使其产品纳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系统走出国门绕过营销坎的合理性；又可有助于经营者深刻理解国外企业“以人本管理”的精髓，承认工人的人力资源性，善待所雇用的工人强化管理的人文色彩，自然还可以理解一些学者从战略高度的忧虑——大多数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没有自己民族的品牌、没有自己控制的分销渠道就不算真正的“制造大国”。古人求知有三种途经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与困而知之”。应用于今天的企业求取管理真知就可理解为：坚持在自己长期工厂管理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与理论；在改革开放中虚心地向国外学习现代管理与营销理论与模式；企业最重要的则是在国际化竞争实践的坎坷中感悟和摸索（即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与国外理论的再创新）。
五、弱化赶超跨越的战术性思维树立摸索积累的战略性思维
同先期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现代化被称为晚发型现代化，晚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其国民心态往往存有一种特征，即由落后而引发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赶超愿望以及跨越式发展的构想。这一特征固然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国家有选择地集中力量跨越发展“神州五号”的成功，决不能普遍地说明企业跨越式发展模式的成功。相反有时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行为的浮躁性和不成熟性，例如：一些企业不顾自身条件一味追求多元化盲目扩大规模，一心梦想早日进入世界百强的行列；一些企业不顾自身条件一味追求应用最新的管理理念，频繁更换最新的管理模式以求急功近利式的企业成功……实际上成熟的经理人既要重视管理的科学性依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规律，适时地调整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以求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又要重视管理的实践性，坚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与坚持自身管理实践相融合。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家短期内应该抑制“赶超跨越”的战术思维，而在长期则应该树立探索积累的战略思维。“赶超跨越”的强烈愿望与简单的“数字比较”往往容易导致我们思维的偏颇和行为的浮躁。例如、依据国际经验简单地分析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和其增长趋势、汽车的普及率等指标，很容易地导致我们一些投资决策者看好汽车市场并且一窝蜂式的趋之若骛。据报道北京汽车保有量突破100万用了48年而突破200万辆则仅仅用了6年，是否揠苗助长发展过快有待实践检验，但不争的事实是北京的道路越建越宽越长然而出门行车却越走越慢越堵。如果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分布不均以及我国有限的耕地供给（据说依据欧美交通的管理水平、7辆汽车的正常行驶必需将1亩耕地转化为公路——梁丛戒）等因素，似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确实有些快了有些孤军深入了。可见强烈的赶超心态与单一的数字接轨的冲动极易使决策者的分析忽略些什么——即我国生产力状况与社会文化环境对一些（与国外相比较而得的）“数字差异”是有其相对兼容性的，并不是短期内都能消除的也是我国长期的社会与经济特征。。正像大哲学家黑格尔所讲的那样“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不应该是排外和封闭的、也不应该是揠苗助长和浮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