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有个赎罪的情结，毕竟多少企业也是从原罪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比如说我们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黄怒波
9月26日，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接受专访，就冰岛买地一事和企业角色发表看法。黄怒波表示，许多企业的发展都是从原罪开始，自己也不干净，都是从“血琳琳”的时代走过来的，如今到了对社会“赎罪”的时候。
黄怒波认为，企业家阶层暴富的过快，导致了某一阶层的利益受损，受到伤害。因而，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应该把速度降下来。
此外，黄怒波还表示，慈善事业问题众多，打击了公众的积极性，其中原因包括慈善体质过于体制化，政府管的太多。
对于自己，黄怒波声称要还富与社会。在他看来，财富没很么大不了，做回普通人反而生活的更好。
以下为黄怒波访谈实录摘选。
黄怒波：
冰岛买地得到肯定
我买的这块地是永久性的，冰岛这个国家很稳定，政策不会变来变去。
前段时间，中央相关部门曾来了解(我在冰岛买地的)这个情况。公司回复内容是：第一，我们不需要帮助，不需要钱;第二，媒体与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写了两三页的材料，汇报了整个买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
前不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刚去冰岛考察，会见冰岛总统时，还介绍过中坤集团的情况，并且声明欢迎一切外国投资者来中国，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到全世界去。所以从国家层面看，对中坤(的行为)还是肯定的。
为企业赎罪
一个社会要是不干净的话，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当初，我开始搞企业的时候灰色空间比较大，法律也不健全，一些旧法已经不适用，比如投机倒把罪，但新法还没出。大家法律观念淡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讲，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说实话，我大行贿也不敢做，毕竟我是中央机关出来的干部。但如果说送点礼买个卡，这些肯定得有，但太大了也担风险。再就是做项目时请领导一起出国去考察，请这些政府官员出国你得买单啊，这个肯定有。
有的企业老板可能会说他没有行过贿，但他不行贿不代表他的企业不行贿。比如说一到过年过节，税务就来了，工商来了，干吗来了，来要过节费来了，你能那么强硬我一分钱不给?不给就等着吧，那你企业就做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有个赎罪的情结，毕竟多少企业也是从原罪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比如说我们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确实是从“血淋淋”的时代发展过来的。
金钱是一出生就带着罪恶的。我想这一代人忽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冯仑讲的野蛮生长。因此，我认为现代企业应该多承担社会责任，把钱还给社会，做慈善、环保。另外，企业已经强大的，就不要再继续更深地有原罪。
我想，再过十年，我就动员这些企业家写一个忏悔录，介绍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不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告诫，而是留给后人，看我们这一代财富是怎么“野蛮” 地积累的。
企业家暴富的太快
对我来说，个人方面没有焦虑，因为中国民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承担一些骂名也没什么坏处。
从做企业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看好的，要相信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而且执政党早看到这个问题了，你看腐败反的越来越强，抓的高官越来越多，这个很了不起。
现在民众虽然焦虑，但我认为那是另外一种焦虑，是对以后的一种担心、忧虑。是在财富大了以后，分蛋糕分得不匀、抢食、不公带来的焦虑。而不是为穷的没有前途的出路焦虑。这就像我以前插队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是挖煤矿工还是当兵，都不知道。
我认为这源于现代性，欧美国家都经历过这种焦虑的时刻。现在这个问题来到了中国，我认为这个阶段绕不过去，现代人的分裂，是财富和精神的分裂，这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在走美国、法国走过的这条路，所以垮掉的一代都是焦虑的。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
在中国，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越来越固化，开放体制下，社会流动性很强，像我这样的底层人能向上流动，而现在却不行。现在想做企业也很难，没有当初的混沌阶段。
另外，官二代、富二代、特殊利益集团基本把社会资源都占据了，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农村的孩子考北大越来越难，外地没指标就等于把流动性减掉了。现在的中产阶层，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为权力、财富都被固化了。
我觉得国家在下一次战略转型期间，经济发展应该放慢一点。企业家暴富的太快，在暴富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利益受损的阶层。比如说拆迁，比如说你用的廉价农民工，他们中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
还财富于社会
郭美美事件对民企做慈善影响很大，但民营企业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因为还有更腐败的在后面。但不管怎么样，对公众的打击更大。
当前慈善体制行政化太严重，政府对社会组织都不放心，都要管起来，所以慈善很难有所发展。要相信社会，政府做未必就比社会做得好。
我原来想过，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前几天我想去医院验血，我问有没有私立医院，公司的人说有，但抽个血要1500元左右。我说怎么那么贵?他们说全是贵宾服务。
像我这样的老板应该15万也不在乎，但是我还是去协和医院排队，80块钱。全是老百姓，我也挤在那儿等着，抽两次，餐前血，餐后血，先后要等几个小时。
在登完山之后，我就认识到我的财富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生活方式就平淡下来，人生也不过如此。我最后的财富，一半要还给北大，一半还给我的员工，也就是把财富最后都还给社会。
我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人大代表。今年换届我想把指标让给别人，因为我工作忙，参加不了会议。我是从中央机关出来的人，没必要再弄个官员身份。做诗人、做企业家就挺好了，政治让别人去做，如果大家说我诗歌写得很专业，企业做得好，我就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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