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反正最后都得走上改制这条道，问题是如果主动选择改革，所花的代价相对要少，社会震荡也可避免，现在被动流夫只使少数人得利，必然会酿成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欠债还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民营企业家改革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种祸根。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
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国有资产是不少人展开寻皿活动的重要猎物。民营企业家存在的问题是旧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遗产”。而民营企业家改革，已经成了我国经济改革中一个非常难以通过的“瓶颈”。
民营企业家改革的轨迹
本节阐述了我国在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民营企业家改革的问题上所走过的“渐进式”道路和开过的种种“药方”，包括自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种种改革，以及目前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困境：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民营企业家如何改革，这一问题早已成为近几年的讨论重点。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到作者成书这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多少企业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理论界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再像以前搞“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造”时那样，总是乐观地预言“一包就灵”，“一改就灵”。因为在经10多年改革以后，大家已开始明白，民营企业家改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创新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如何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问题，而这正是转轨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集结点。
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个阶段：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颁布《企业法》，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贯彻《民营企业家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企业与企业的权限．推动企业转换机制，企业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包医民营企业家改革顽症的灵丹。如前所述，曾有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用股份制改组民营企业家改革，但是经过5年的试验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只是使许多企业成了“翻牌公司”。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札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个字。当时许多人的理解是：十六字真诀的要点是前八个字，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同有资产管理权划分开，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但这一条从理论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弄清楚的改制措施，而实际上可操作性不强：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级机关委派的，且不知哪一天又会被更换，所有权又如何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一些民营企业家改革的经营者更妙，总是琢磨着如何从国有资产存量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经营者产权”。按待“经营者产权”论者的说法，仿佛亏损连年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只要划出一部分作为“经营者产权”，重新进行利益组合，企业马上就能扭亏为盈，资产就能极快增值。对这种说法，除了能分得“产权”的经营者之外，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都不做此想——类似的说法在“股份制改造”时说得太多了。正囚为如何改还处于迷茫状态，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出台至作者写完此书时，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一直还停留在筹划阶段，实际动作很小。在没有找到更佳方案以前，民营企业家改革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或“摸”着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改组；或“摸”着进行中外合资，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或“摸”着进行破产兼并。受了“股份制改造”的启发，知道一家企业可以拆成若干股份，形同被人收购；也可以只卖少部分，自己仍旧控股掌握经营权。于是各地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和集体企业纷纷出售大比例股份给外商，人称“皇帝女儿嫁鬼佬”，许多中国的名牌产品都纷纷挂上“中外合资”的招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富有时代特色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事情。这类“皇帝女儿嫁鬼佬”的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有的是只卖一个企业，有的是卖一个集团，有的甚至是出售整个系统。
无法回避的所有权问题
所有权问题最终是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因为我国民营企业家改革生存的背景是企业对各种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全民所有制成了一个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连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谈得上如何支配及全权转让。“所有者虚位”的结果是使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使国有资产成为“内部人”的寻租对象。
怎样搞活民营企业家改革，这并不是时至今日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阶段之初，这一问题就已非常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并被当作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其实只要将改革思路一理，就明白根源在何处了。所谓民营企业家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
一是产权问题，
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间题。
绕开这两个问题去谈改革，肯定是徒劳无功之举，因为前者决定了中国企业行为企业化，而已经企业化的企业无法适应日渐市场化的外部环境。这一点己为事实所证实：在80年代末期，民营企业家改革还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民营企业家改革的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情况：这一年的头4个月累计，民营企业家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盈利151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区问，企业库存上升，产销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
民营企业家改革现状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引起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谈到的所有权问题和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问题，其实质就是民营企业家改革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能不能相容的问题。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倒是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但在所有权这一问题上如何改革，一直存在互相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另一种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摆脱困境。这两种看法都把所有制的变革看作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虽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却顽强地坚守“阵地”，“抓大放小”的决策出台后，它只是丢了效益不好的小企业这一块已成为“鸡肋”的资产；后者因一直存在事前的政治性制约，没法公开讨论而停留在含义模糊的口号上，井没有什么更明确的思路和实施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点：在产权问题上所受到的政治约束太多，而这一束也并非是哪一个政治人物就能解除的。这10多年改革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这样一点：只有在政治上具备可行性的政策才可能得以实施。某些政策经济上合理，政治决策程序上却无法通过，因此也无法得以实行，在这样的问题上批评企业也干事无补。关于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权问题，实际上就属于这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无法解决，也就使国有资产成为“内部人”的寻租猎物。
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法则的不相容性
我国民营企业家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结果使民营企业家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不相客的第一点在于：民营企业家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企业主管部门，这就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经理们将主要精力花在经营“领导”而不是经营企业上，从而使企业效益低下、大量腐败现象丛生；不相容的第二点在于：民营企业家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现在的关系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使我国金融系统祸根深种。现在还需要讨论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外部环境有多大相容性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针对“所有者虚位”所做的改革可谓是花样出尽：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化、企业托管……等等，但这一切近乎于纸上谈兵。在所有的改革中，成功的只有一类企业：“嫁”给外资且外资又是能“话事”的最大股东的企业。为什么会如此？看看这些企业，再看看民营企业，就不难明白，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和民营企业家大不一样。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容的，而民营企业家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我国民营企业家改革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政治系统的主体是企业，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的功能混淆，其结果就是出现民营企业家种种难以治愈的顽症。 从现实来看，民营企业家改革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贪污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
76％都发生在民营企业家；1992年至1994年，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民营企业家的占全部案件的70％。
二是公款吃喝玩乐，
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民营企业家改革，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10。
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几个相关性问题
主要讨论企业如何才能偿还职工的历史债务。现在大家均寄望子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但就是没有想到一条：社会保险体制改革要成功，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人参加了社会保险，还要取决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有多少积累。本节还举例说明了社会保险的“深圳模式”为什么能成功的几个具体原因，指出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企业效益低下、失业人口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将为企业解除负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实际上将会是“远水不解近渴”。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民营企业家改革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几个社会问题一直处于被回避状态，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问题。中国工人为什么一直对“铁饭碗”比较留恋？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所以只对少数有才能的人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限制了他们的择业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获得医疗保健、幼儿教育、住房、娱乐设施、退休待遇等一切福利，而民营企业家职工过去及现在的工资显然并没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基金和退休金等，只是基本生活费用。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一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而且现在民营企业家改革要加大力度，就得裁汰冗员，但这样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富余人员一下推向社会，社会能不能承受？被裁减人员能不能承受？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离开政治可行性去讨论的问题。所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即便是最坚定的改革者，也必须不断地寻找加大改革力度和维持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点。
一是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
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较小，38～45岁的中间年龄段人口较多：平均年龄也就30多岁，这就意味着社会抚养系数小。直到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还只有1．4万，预测要到20川年以后才逐渐进入老龄化高峰期，比全国平均晚了将近10年，这样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别的城市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也正囚为如此，所谓“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在深圳市才能实现平稳过渡
二是深圳市的民营企业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用比别的城市相对要小，更兼经济积累雄厚，财政情况较好，有条件实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
海南的情况也差不多，否财改革就不会如此顺利。以此观照别的省、市及地区，就应当明白，许多地方其实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到了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社会保险能否有成效，在短期内并不完全取决于参保人数的多少，它还要取决于有没有积累。由此可见，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迫近老龄化、民营企业家亏损面增大、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将为民营企业家解除负担的“宝”全押在还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以国情而论，多少有点“以远水解近渴”的不现实之感。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无法避免，而国有资产现有存量中的一部分是由国家对民营企业家改革职工的负债形成的。中国应该及早在国有资产净值在其总资产中还占有25％的份额时，想出一些办法来偿还历史债务。有的经济学者已提出把民营企业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划出1/4到1/5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成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期投资，同时对于全国民营企业家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账户，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能部分偿还企业欠职工的历史债务，有关方面和理论界应从政治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出发，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家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如何通过这个“瓶颈”，处理好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份庞大遗产，既关系到社会公正，又是社会安定所系，而且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民营企业家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实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因为民营企业家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目前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还比较强，还能为民营企业家改革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失去这一时机，留下的遗憾将无法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