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十年前，在美国休斯敦，有着70年光荣历史，执全球天然气与电力领域之牛尔、高居世界500强第16位的安然公司，因财务造假丑闻，突然宣布破产，成为全球财务欺诈第一案，美国人被狠狠的“雷”了一把。
十年后，在日本东京，一家成立于1919年（同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以显微镜和体温计业务起家，位列世界500强，全球精密机械、光学技术、医疗与生命科学、影像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著名企业，在11月8日承认财务造假，公司高管通过向咨询公司支付天价费用等方式，掩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证券造成的亏损，结果全世界都被狠狠的“雷”了一把。
这家著名的公司，就是奥林巴斯。
倒在“假账”上的著名公司，绝不仅仅是奥林巴斯一家。施乐、三洋、戴尔、世通、安达信、三井物产、东京电力、维旺达等等，甚至包括赫赫有名的美国纽交所。当全世界很多优秀的公司都与假账产生关联时，我们就不能仅仅视“做假账”为法律和道德谴责问题了。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任何问题无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要是痛苦与恐惧不足够大，如果造假的成本（代价）高到不能承受，就真的无人造假了；要么是守法合规的好处与利益不足够多，如果做“良民”的利益足够多，谁还冒着被谴责的风险去当坏人？
破解“做假账”的管理逻辑之一：永远都不要考验人性，制度才是管理有效的最佳保障。制度好，坏人变好，制度坏，好人变坏。
什么时候，人才会钻空子？答案是：有空子可钻的时候。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好的一方面是，这意味着人总是可以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也是人类创新的不竭动力；不好的一方面是，这意味着“耍小聪明”、走捷径是人的原始动机之一。原始部落永远都在为食物奔波，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为避免挨饿，尝试用更好的办法与途径来解决饥饿问题，就成为一部分人士思考并尝试的事情。
少数人将这种努力，变成社会发展到下一个先进阶段的关键结果，但大多数人习惯于“搭便车”，如何对自己有利，是整个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在公司管理和经营中，将“自利”与“利他”（公司与客户）结合起来，永远是一个优秀管理者致力于寻求两者黄金分割点的重要使命，靠什么将两者结合？制度。
所以，杜绝“假账”这类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最佳的途径就是不断完善的制度约束。如何约束？一曰提高“做假账”的违反成本，一曰提高“不做假账”的奖励幅度。关于违法成本和奖励幅度，因为企业所处的行业与阶段不同，结果也不同，但重要的是，必须按照这两个途径去努力，这个层面，机制比数值更重要，形式比内容更重要。
破解“做假账”的管理逻辑之二：考核才是硬道理，说教的作用几乎为零。要考核，不要说教，要规则，不要人情。
所谓的贪官，从生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吗？显然不是。而每当他们认罪伏法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忽略了多年的自我教育，应该多接受一些法律培训，但小孩子都知道，这基本等于废话，因为即使当初做了，不等于没有现在的违法事实。
所谓的“假账”，是当事人一开始就有“做假账”的动机和“阴谋”吗？未必。只有当周围的环境给了可乘之机的时候，“谋利”的想法才会有蠢蠢欲动变成实际操作。与常人的理解恰恰相反，在我看来，那些善于做假账的高手，恰恰是对当前财务规则理解最为清楚的一群人，只有了解的特别清楚，他们才会懂得如何做手脚，既可以不被发现，又可以谋取私利，这种双保险的措施，往往是那些“假账”高手们的专利。
所以，在“做假账”这个问题上，考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考核确实万万不能的。制度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绝不能放弃道德的力量，但对于管理者而言，道德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在事前的教育和事后的警示上，道德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事中的执行中，制度的作用应该放在第一位，否则就是有了道德，缺了制度，最后的结果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现在的理解是，朱总理有个含义：第一是，要学会创建“不做假账”的制度环境，让人没有机会“做假账”；第二是，要在考核机制和流程设计上，加入“不做假账”的制度考量，结合道德本身的力量，达成想要的结果。
“不做假账”，不仅需要从业者的自律，更需要管理者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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