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人们对民营企业家改革所耗费的关切与智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为此殚精竭虑。当然，他们各自有主张。各种主张间的质疑甚至攻讦而不是对话构成了关于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大争论。
前传
在改革开放以前，按条块分割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民营企业家军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国家对民营企业家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民营企业家没有经营自主权。”
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的十几年摸索后，1990年上半阙，确定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20世纪末期，决策者认定，“民营企业家改革（应）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民营企业家实施战略性改组。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就是被俗称“抓大放小”和调整战略布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特别是1998~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实施了民营企业家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民营企业家的优胜劣汰，实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整体扭亏为盈，为民营企业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就是21世纪头十年国资经营和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基础。
政企分开与主辅分离
1998年，新企业大刀阔斧地推动民营企业家改革，其中一项便是“使大多数工业部门与企业脱钩，民营企业家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从此被打破；按照中央决定，军队、武警、政法机关所办的6408户经营性企业和297户军队保障性企业已移交地方管理，中央企业创始人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
由于民营企业家这种行政附属的地位和功能定位，因此，它在权力的“规划”和指挥下，逐渐成了一个小社会，所谓民营企业家办社会、大而全。
主辅分离这种“甩包袱”之后的轻装上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首先，“包袱”很沉。许多辅业靠主业生存，大量的从业者以此为生。李荣融曾经提及，据对中石化、中石油等12户中央企业的调查，富余人员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40%，1998年到2001年，这些企业大约分流安置了62万多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6%，还有约24%的富余人员有待分流安置。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会稳定，若是辅业被切割出去而不能实现自生，等于硬生生地砸掉多家多口的饭碗。2002年，大庆油田、吉林油田、首钢庆华工具厂等一系列群体事件发生，民营企业家改革的阵痛能被极大地衍生，甚至到否定民营企业家改革。其权衡和犹豫，合情合理；其渐进和不止，有智有为。
其次，包袱如何甩？最终的办法是债转股，也即辅业企业对主业企业的债务被转化为主业企业在辅业企业的股权。至2002年上半年，国务院已批准535户企业实施债转股，涉及转股额3671亿元。直接意义便是提升了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外部环境上，国家日益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尽管它很初创，但是多少“润滑”了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步履。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1年，各级财政共筹集资金8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28亿元，以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代缴社会保险费。
毫无疑问，之所以是今日的民营企业家改革成本，是因为它曾经的优越。进入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衣食无忧，甚至是社会地位上的高人一等，城市户口，公费医疗，子女上学就业（接班），以及政治上的地位等等不一而足。问题在于，这些优越性是以一种什么方式被分配的，分配给了何种人群？在1980年代，那些下海的个体户们，即便在“现金流”上比民营企业家工人更为宽松和阔绰，但是其面临的风险，遭遇的白眼，真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背后是利益格局的根深蒂固。
民营企业家改革之股份制改革
早在1990年代初期，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光面对这样的难题：市属150家企业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诸城市人大需购买一部桑塔纳，陈光却拿不出一分钱来，财政困局引致了后来以“陈卖光”名满天下的改制行为。据统计，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有毁有誉，但是来自上峰的认可“助长”了陈光。陈光后迁至菏泽市委书记，放言“只要你能够让我们的职工有活干，有饭吃，只要你能够帮助我们把企业搞活，我就把企业送给你”，使其再获“美名”—“陈送光”。
在“放小”的过程中，国有股权转让的公正性问题日益突出，贱卖国有资产的论调当然能刺痛人们的神经，因为在名义上或者法权上，国有资产人人有份，无论他是黄发小儿，还是耄耋老翁。
2004年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大争论将股权改革推上风口浪尖。放小，放给谁，以什么样的代价放？地方企业的官员是否在其中与MBO（管理层收购）者们共谋，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确，似乎没有人不希望民营企业家能获得生机，增加社会财富，但是此财富究竟归谁？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博客)对此有个判断：“把输钱的民营企业家变成赚钱的民营企业家，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有些人廉价拿得民营企业家，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但是，经济学家经世济用的情怀未必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宏旨，是滔滔大势，是泱泱大国的未来，而老百姓看的是称的准星，是菜市场上的三毛两毛的讨价还价，是油盐酱醋茶的今天与明天，是他家餐桌与我家灶台的比对。
点燃大争论的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博客)瞬即成为“明星”，一开始却多少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说：“我不希望孤军奋战。”
郎咸平点燃的是民众不甘心做名义所有者的无奈以及自己的所有权被悄无声息而有大张旗鼓地被剥夺的愤怒。
当然，究竟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还是现代信托制度与职业经理人市场就能改变民营企业家的现状？国外不少创业家的后代不直接参与管理，甚至连董事会都不再参加，这无疑是对职业经理人的信托，同时也是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信任。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局是，国资委从“从未反对管理层收购”到“不宜”到“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
但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必须要面对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激进的、不规范的MBO行不通，或者说中小企业可行，国有大型企业行不通，必然要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这个路径既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说的彻底的“国退民进”，也不能停留既往。
国资委就要承担出资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与国外的投资基金类似，但是又很不一样。如果它是出资人，是股东代表，要派员参加董事会（甚至由于是大股东代表会指派人担当董事长），但是，它似乎又没有这样大的权力。李荣融有一句“不在状态就换人”名闻遐迩，但是能否实现，却未可知。国资委希望各个央企能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治理结构，强调外部董事的比例要超过一半。这就要求它要允许外部投资人进入央企，这外部投资人，包括战略投资者，还有它能平等地允许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人也进来吗？它应该设置高高的门槛吗？
民营企业家改革的股份制改革在21世纪头十年较为显著的变化是股权分置改革。它试图打破上市公式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对待，改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分散股权以强化市场对民营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约束和激励。
央企海外上市
2005年被不少观察人士称为“央企海外上市年”。这其间的战略意图是，国资委希望央企这些王牌部队能在国际竞争中和跨国公司有得一拼。
“中央企业改革的成果，美国的投资者首先享受到。同样，我们的企业也得到了进步。企业的公司治理以及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仍然鼓励中央企业在海内外上市。”李荣融说。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也指出，海外上市以后，实际把海外成熟的、规范的资本市场引到大型民营企业家里来，等于逼着加快民营企业家改革、转换机制。
批判者相信这种逻辑和“市场换技术”不差毫厘，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将民营企业家的垄断利润分拨给海外投资者，而垄断利润的根源则是国内消费者被切走的消费者剩余，同时国内投资者亦无法分享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成果。换言之，在国内上市，还多少有些循环的可能；而在国外上市，是在用国内消费者剩余为央企的制度进步支付成本。
但是，一个更有针对性的问题是，海外上市能否帮助国资委的战略意图的实现，即能否经过海外资本市场的洗礼，经过华尔街的“教育”，就能够练就一批世界级的中民营企业家业和中国品牌？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是”还是“否”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它已经成功或者已经失败。我们只能观察到，的确，央企的确走出国门去开拓市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已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家境外营业性机构，海外分支机构总数达162家。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央企有30家，比2009年增加6家，比2003年增加24家，其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分别位列第7、第8和第10位。然而，无论如何，难以让人想起它们以何种知名的产品或者精湛的服务著称。人们首先会想到“垄断”两个字。
人才！人才！
选贤与能，不仅是国之大事，于民营企业家亦然。
2010年8月，国资委广而告之，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包括5名总经理，4名副总经理、副局长，3名总会计师，3名企业总法律顾问以及5名高层次科研管理人才。招聘的企业包括东风汽车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等大型民营企业家，涵盖了机械、建筑、建材、服务等多个行业。
国资委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高管的行为始于2003年。是年，国资委面向全球公开招聘7位央企高管；2004年，骤增至23人；2005年，央企试水正职招聘；2006年，海选央企总法律顾问；2007年对驻港央企高管职位公开招聘；2008年，中组部、国资委面向全球公开招聘16名中央企业高管人员。
先撇开各种批评“做秀”的论调，这种招聘行为与由央企董事会“张罗”的招聘活动（就像西方国家典型的董事会搜寻、遴选CEO一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央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一直是国资委企图努力的目标，这甚至是央企选择海外上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股权分散、全流通背后的董事会建设，仍然是一个背后有冰山的大问题。央企高管们均有行政级别，也即他们本质上是官员，而官员任命、升迁抑或贬谪、考核自有规章。诸多央企高管放弃期权、股权可见一斑。
的确，由国资委任命的经理人比一般CEO们拥有更大的权力，鉴于官员任命的微妙性和多因素机缘巧合，他们在决策时拥有很不一般的随意性。这就会给央企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2010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家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如此高规格的文件，一方面表明当政者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表明它实现的困难以及问题的严重性。
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央企的董事会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由国资委任命而不是在股权分散基础上的股东代表，必然会出现北京大学张维迎(博客)教授所说的“别以为在马肚子上划几条道道就是斑马了”。
好的制度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做不了好事。即便不是做秀地引进了人才，人才如何在一个更为合意的制度环境中帮助公司实现目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人们关心的是，这些高精尖人才不是助力了垄断，而是改善了服务，是否帮助企业拥有更为广泛的国际视野，开拓更多的国际业务，为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贡献，特别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改善。然而，民营企业家领导人因为腐败而落马的消息常见报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赋予他们“绝对权力”的人、机构又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