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员工在长期的价值实践中,经过不断选择、积累沉淀、反复提炼而逐渐形成的。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文化理念是制定制度的依据,企业制度又反映企业文化 理念的要求。因此,企业文化理念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构成。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确定企业理念体系和内容。中西方由于生活环境不同,形成的企业文化理念也存在差异。
一、西方以“法”为重心的企业文化理念
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即在企业文化理念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就会了解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由此可见,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理念,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
由此可见,特定管理模式的成型,必定同其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传统(原罪思想和防范管理),资本结构(契约资本)等一系列基本因素有关。最后形成制度管理特点。具体表现为:条例管理、效率管理、例外管理、分层管理和逻辑管理。
在人类管理发展史上,美国式西方管理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全部内容,行为科学管理中属于“独立人”方面的全部内容,现代管理系统中的电脑、数学模型、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创新管理的全部内容。由于制度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的无序状态、放任状态、经济主义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构成为全部管理的基础。亦即任何形式的管理,如果不能经历科学管理阶段的全部内容,建立自己的科学管理体系,其管理绩效不是无效的就是低效的。
二、东方以“情”为特质的企业文化理念
其一,“静思”习俗。西方人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一者是由于他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有行动就可取得实证分析的逻辑思维点,由此展示出全部进程;二者由他们勇于拓展的特性决定的。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特点决定他们的在尚未理清思路以前就已经行动了。而中国人则是长于思维的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由此可推测: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一旦有法制约的话,其产生的罪孽将比西方少,但是每一种罪孽所表现的形式则比西方更丰富。其在企业文化理念上的表现,就是较多考虑“后果”,否认是经理人还是被经理人,都注重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都不愿背离基本的伦理准则。因此,把这种价值准则与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员工就会把企业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实现的是自我管理。
其二,“家”本位。家本位是东方社会又一基本特点,因而其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家庭的“安宁”为代价,以损害社会稳定为成本。东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比西方好,东方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比西方更厚实,其缘由就在于东方经济以“家”为本位。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之所以在中国千古不衰,正是建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破坏这个伦理秩序,相反,正是建立在这个伦理秩序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念也必须以“家宁”、“家兴”和“家顺”为特点。它不仅表现为企业本身就是“大家”、“厂家”,更重要的表现为东方管理具有更多的“情感”特色。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
其三、“重义”网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和网络经济,经济联系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网络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建立,而在华人经济圈内,如果同中国社会传统的“重义”网络结合起来,而往往能直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到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建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现代市场经济网络显然应当同这个网络接轨,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正是依据于这样的网络,从而使商品、资金、人才、信息在华人经济圈内迅速运转。导致华族资本的急剧膨胀,构成为华族管理的基本特色。
“静思”习俗,“家”本位,“重义”,构成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为东方企业文化理念的基本特点。这种以“情”为纽带的管理在现代管理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表现为沟通频率的提升而增加了内部成员的认同效应。其次表现为组织的整合功能强。第三,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和费用也会降低,并使各部门之间产生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整个公司和企业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以“情”为纽带的管理模式,由于其内部情感交流频繁,成员之间认同效应高,往往易于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相互协调成本,提升管理效益。
但是,这种管理由于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却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从而表现出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充分,而在强调任务和规则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因此,法规制度的不严,人事关系过多,理性精神不足,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文化理念的成型,应当以理性精神为准则,纳情于理,移情于法,以建立“情、理法”相统一的管理模型。实际上任何管理都应当是三者统一,无非是各自的运作机制不同,各自的管理成本不同,由此引伸出不同的管理模型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