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考虑不可想象的事情，是某些大型全球性公司近来做得很多的一项工作。这么做的理由有很多，其中就包括北京在今年夏季宣布，要通过大大降低本地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开展贸易的难度，并使其交易成本比以前更为低廉，来进一步推动这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尽管还存在着某些障碍，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企业在与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进行跨境交易结算时，拥有了外汇交易的更多灵活性，除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主要货币以外，它们也能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作为中国企业将人民币推向更高全球地位激化的一部分，允许人民币跨境流通，并使其与其他货币更自由地兑换，对很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显着的进步。公司界和银行业的专家称，现在看来，公司有望从中获得很多好处，比如，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交易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精确而且更透明，交易成本更低，从总体上更好地进行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等。
但是，现在还不是打开香槟庆祝的时候。大规模的变化尚需假以时日。今年9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伦敦访问时，终结了2015年人民币将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坊间传言。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最早也要到2030年。在那之前，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公司需要仔细权衡采用人民币结算的利弊。
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这些传言始于2009年，当时，中国中央企业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允许五座城市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国家之间进行的跨境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去年，这个试点计划扩展到了其他20多个城市，适用的贸易伙伴范围也扩大到了全球所有国家。8月，这个计划已在全国推行。今天，6.7万家公司获得了所谓的“大陆认定企业”（Mainland Designated Enterprise）的资格，允许它们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结算。
增加这种货币在民间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比如说，作为公司之间货物计价的货币，是北京的政策制订者为人民币设计的三个发展步骤的第一步。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步骤，是要让人民币成为公司和个人的全球性投资货币，允许他们获取的现金以人民币的形式在海内外的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资产类别之间流动。
毫无疑问，最后一个步骤——也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最为艰难。正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分析师在一篇有关“金砖四国”（BRIC）货币的研究论文中写到的，“到2030年，只有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尽管不会居于主导地位。因为（美元）依然会继续从其目前的地位中受益，所以，美元在现在所有储备中占60%的‘主导’储备货币地位不太可能被取代。”人民币要想取得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中国还需要建立“富有流动性、规模庞大，而且获得很高评级的债券市场（最终发展成主权债券市场）。”他们在论文中指出。目前，中国企业的债券市场“只是区区”1.6万亿美元的市场——“尽管其规模与德国的债券市场相当，但该市场的规模甚至还不足以吸收全球目前外汇储备的10%。”
新西兰澳新银行（ANZ）人民币全球业务负责人史蒂夫·凯利（Steve Kelly）谈到，不过北京的官员“正在猛踩油门”。2009年，没人能确切地想到将来的情况，但是，在最近六个月中，变革的步伐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对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一已经很难怀疑了……对中国来说，“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只是第一步。”
夏季推出的改革政策的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利用人民币结算的交易数量大幅飙升。2010年10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简称SWIFT）——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信息的机构——的分析人士开始跟踪采用人民币支付的用户数量，该协会的报告称，在开始监测的最初12个月中，采用人民币支付的用户数量增长了1，000%以上，作为用于全球性支付的货币，人民币从第35位上升到了第15为。设在比利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银行市场部门负责人维姆·瑞梅克斯（Wim Raymaekers）谈到：“虽然从绝对数额来看，其规模还很小，不过，金额正在快速增长。”
到9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从事人民币交易的金融机构，就从73个国家的913个，增加到了83个国家的1，000多个。香港是人民币交易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人民币结算依然在由中国人民银行设在香港的交易机构完成，瑞梅克斯谈到。然而，台湾、新加坡和伦敦也在争夺更多的业务。
据报道，虽然总量有所下降，但除中国和香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支付和收取人民币的金额，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增长了14%。各种报告均称，在新兴市场运营但已不再使用美元或欧元进行贸易的企业在人民币交易中占有最大份额。
追随潮流
对中国公司来说，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确很有吸引力。“有一点很清楚：跨境流动的人民币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公司为其进口产品支付给国际供应商的资金。”汇丰银行（HSBC）贸易和供应链中国业务负责人布鲁斯·阿尔特（Bruce Alter）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
今年夏季，汇丰中国（HSBC China）在对中国大陆的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尚没有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受访对象中，78%的企业称，自己正在计划或者正在考虑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过去，企业可能不会明确做出这样的决策，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可以从北京人为保持人民币低汇率的政策上获益，此外，它们也会以更坚挺的货币增加自己的储备。但现在，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升值8%——能用本国货币计价以及完成其他更具全球性的交易显然很有吸引力。
此外，中国的公司在管理其汇率风险方面也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澳新银行的凯利谈到，举例来说，过去，中国的出口商倾向于将汇率风险转移到它们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随着全球使用人民币限制的解除，出口商可将部分甚至全部汇率风险转嫁到客户身上，而且也更愿意就价格展开谈判。“如果海外客户采用人民币结算，那么，中国的客户就消除了汇率风险。”他谈到。“所以，（产品和服务）的溢价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非中国的跨国公司而言，这同样也是个好消息。在中国以外，因为预期人民币将升值，所以，公司可以持有人民币，或者将其投资到中国提供的规模虽小但数量不断增长的金融产品上。
一家国际性公司是否选择一种比人民币更容易兑换的货币进行结算，“取决于力量均衡。”瑞梅克斯谈到。“如果你是美国一家大型零售商想进口玩具，那么在中国会有很多供应商想得到你的业务。可到头来，如果你是用美元支付的，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你可能还会用美元支付。”
举例来说，自2009年开始，外国企业和本地企业获准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所谓“点心”债券（“dimsum” bonds）——只要它们拥有可接收收入的人民币账户。2011年的前10个月，这个市场发行了1，600亿元（250亿美元）的这种债券，而2010年全年的发行额只有357亿元。麦当劳（McDonald’s）、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大众汽车（Volkswagen）都发行了这种债券，以为其在中国大陆运营的项目补充资金，这种债券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低利率。比如说，卡特彼勒在7月发行的两年期点心债券的利率是1.35，而中国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则高得多，大约为6%。
总体而言，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的非中国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在支配其收入方面拥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对这些资金的管理依然较为复杂。《财务总监》（CFO）杂志7月的一篇文章写道：“实际上，人民币的交易有两种方式，汇率稍有不同。”非中国公司可以在银行账户上积累更能自由兑换的，非正式地被称为“离岸人民币”，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刚刚可以开设这种账户。“利用这些账户，它们可以向中国的供应商（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伙伴）支付款项，并接收来自中国客户的付款。”这篇文章指出。与此同时，虽然现在允许它们将人民币兑换成其他货币，不过有所限制。
“管控措施依然还在”
无论是中国的公司还是非中国企业，在改变其人民币战略之前，都需要仔细考虑多种因素。“财务主管需要牢记的是，比起美元来，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可转移性依然存在着较高的风险。”花旗集团（Citi）全球流动和投资业务亚太区负责人菲利普·杰卡德（Philippe Jaccard）对《财务总监》谈到。
“人民币是一种贸易货币。你不能用它汇回利润。”设在波士顿的化工企业西湖化学公司（Westlake Chemical）的财务主管助理布鲁斯·罗宾逊（Bruce Robertson），金融专业人士学会（Association for Financial Professionals）于11月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提醒与会者。他还补充谈到，虽然中国放松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机构在大陆和香港之间转移资金的限制，但中国企业不想让这些公司将在中国赚取的利润转移到海外的母公司。
因为公司依然面临着将资金转入和转出中国的困难，所以，美国一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大型基地的跨国公司的财务主管称，他的公司为其中国业务和全球业务分设了资金池。“兑换的管控措施依然还在。”他谈到。
此外，日常操作也很繁琐——举例来说，为了满足一种新货币的需要，公司需要制定既耗时、成本又高的财务管理政策和技术手段改革。“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必须要有很大的好处你才能让它进入并改变你的内部系统。”这位财务主管谈到。“从技术层面来说，改变货币，或者采用新货币交易非常简便。但在背后，你却需要以一种特定的货币拟定大量的合同，同时，在公司内部，你还要为使账目适应某些货币的需要而改变IT系统。”
那么，对这类跨国公司来说，改变交易货币的最大激励因素是什么呢？“很显然，是官方的鼓励。”他谈到。但毕竟，人们在商言商，而且“推动局面变化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