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我记得最典型的就是福建实达公司，也是做电脑的，本来还可以维持的，就是转型转出毛病，彻底垮了。所以在转的过程中，哪些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说用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去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组织架构的每一块，有没有合适的领导人；具体的步骤，好几个部门配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企业的团队，那么多员工会不会努力去工作，能不能本着一个原则去做。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产品出来后，做着做着质量就差了。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很认真，到后来不行了，应该属于文化的问题。能不能按照一个标准进行，整个过程中很多企业别的方面都注意了，就是文化上不是特别注意。
CBR：过去10年，对联想来说是非常重大的10年，也是联想转型的10年，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柳传志：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的业务性质有根本的差别。原来几万人的公司现在变成本部几百人的公司，但营业额和利润非常大。打个比方，联想集团像个司令，指挥千军万马。哪一个部队哪一个环节出了错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它的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投资有点像侠客行为，也许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就能投到好的项目。
我们由于做过联想集团，现在努力在把侠客变成队伍。侠客变队伍是不是可能呢？实际上是可能的。一般天使投资看中一个行业，一投一大片，投很多公司，最后只要有几家成功了就可以了。而我们组织了个“联想之星”培训班，每年拨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第一期从中科院选了30个优秀的科技成果，帮助这些科技人员，把知识变成创业需求。讲课是公益性质的，基本上免费。也有辅导员，相当于天使投资的管理人员，现在已经做到第四期。
“联想之星”为联想带来了很好的影响力，发现了很多好项目。一般做投资的都希望人少一点，这样管理费就可以更低。弘毅投资一开始人就比较多，特别注意培养后面的梯队，让这些人承担重要的工作，一期二期还看不出来，到后来大发展的时候，就能起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把侠客的行为变成带有军队性质的行为。我们还有所谓三军联动，被投企业互相之间可以配合，行业之间可以衔接。到了一个地域，得到政府很好的支持，实行三军联动，企业收益会很大。
CBR：把侠客变成军队，侠客更在意个人能力，军队是成建制的整体的力量，衔接上会有问题吗？
柳传志：你要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就不是很大。比如你要充分尊重侠客的个性。做侠客的人，文化需求本身，更要显示自己的能力。军队是一个整军作战，两种人的情况不同。侠客转成军队，要从半成品做起，完全成了成品也是不容易转的。比如说一些MBA学员，做过咨询，但是并没有做过多么了不起的领导，这时候还是很需要虚心学习，这种情况下可塑性还是很强的。
CBR：10年前的柳总，可能很在意管理的细节和制度，如今的柳总可能更注意放权，以前是科研人员，然后是产业领军者，现在是投资家。
柳传志：其实10年前的时候，确实是很注意业务本身，但是也很注意带人，不过是以业务本身为主的。我自己在做很多事情，通过做业务了解怎么回事。现在更多的是鼓励年轻人去做，最大的成就是有多少个新业务，有多少年轻人在这些新平台里成就事业，这是让我感到更加愉快的事情。
现在倒也不全是以投资为主。投资企业以后，退出取得回报，再投资，这是一般投资的概念。我们投下去的实际上是产业，并不卖的。我们业务里面有三块，第一块业务是所谓核心资产，不卖，就像联想集团这样的。第二块业务是投资业务，有两家投资公司。第三是“联想之星”，以公益为主，帮助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现在，第二块业务利润最多，但这是一个蓄势的过程。我们希望把第二块得到的利润投到第一块里面去，形成以第一块为主，在2014年整体上市。
CBR：所以在你的价值取向里，产业依然是不会放手的，依然是最让你激动的。
柳传志：投资本身虽然赚了钱，也是要帮助被投企业做得更好。要不然只是因为公司没上市，我们帮助上市赚了钱，钱是赚了，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CBR：为什么你觉得这很重要？
柳传志：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非常认同那句话：“人的一生，在他临死的时候，应该回顾他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这句话当时是融化在血液里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界观有些改变，但是不管怎么说，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自己衡量别人的时候，还是会衡量他对社会的贡献。
做个明白人，不做卷入者
CBR：贡献其实是心怀期待的，你会不会有时也有无力的感觉，因为现实有很多问题，好像很难解决？
柳传志：当然有，因为现在的社会，物质上比改革开放前有很大的发展，也蕴含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是要不断地去改革和改良来解决，要不然这个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如果社会本身不稳定，对谁都不利。这些东西，谁都不敢说看得很准确。但是确实有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出了问题，也许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倒退。像一些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产生，完全靠压也不行，如何去疏导，这些东西需要政府和党的领导来考虑。我们只能在边上提点意见。这就是你所说的无力感，就是充满希望地等待。
CBR：许小年(博客)（微博）教授是经济学家，近两年却在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革命会使国家陷入一轮新的循环，只有改革和改良才是出路。改革和改良要如何进行，首先是文化上要发生变化，文化上出了问题，企业家可以做些什么？文化产业是联想未来的一个方向吗？
柳传志：不会，暂时不会。许小年教授的观点，很多我都很赞成。他是一个学者，可以为社会大声呼喊。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在说任何话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对企业的发展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自己能做一个明白人，是比较好的。如果要为了你以为的真理去做斗争，我觉得对企业的安全是不利的，而且我也确实没有这样的高度。
很多事情是复杂的，在1989年的时候，我也领导联想游过行。但是很快，后来进入戒严状态，那时候我儿子在大学，军队已经开到城里，我就和我太太去他们学校看。他们在商量，要集合去游行。我正好去了，跟他们谈了谈。我问他们去游行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不太清楚。我就替他们说，其实你们是想让你们的观点被社会知道。社会是谁？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更多的老百姓。现在他们全知道了，很多老百姓上过街了，政府也知道了，坦克车开过来了。你们还要继续说下去，你们想干嘛？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往下走，会是什么结果。后来他们都没去。事后反省，如果真的让那些人成功的话，中国不知道会混乱成什么样子。共产党把经济改革放在前面，绝对是正确的，要不然政治上先改革，中国就是另一个菲律宾。这些东西，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也不敢说。很多时候，我只有资格做一个明白人，不愿意做一个卷入者。如果说文化只是唱歌、跳舞、一般的电视剧，还没什么关系；涉及到意识形态就要加倍小心。既然什么东西涉及，什么东西不涉及，不是太清楚，当我们有其他业务可发展时，暂时不会考虑文化产业。
CBR：“明白”是不是说，对未来可能的社会路径，也想得很明白？
柳传志：想不明白，当每个人都以为他们都想明白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西方社会为了稳定，收了税以后，均匀分下去，结果是人们总想提前退休。希腊人竟然能够集体赖账，这个难道跟体制没有关系吗？我们以前经常说，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咱们不是。那难道就真好了吗？包括许小年也是在一个了解的过程中，他是一个学者，他应该把研究的结果及时告诉人们。我觉得我们为社会做贡献，有些东西是一定没有错的，比如增加就业机会，交税，向政府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意见，比如希望政府把更多的税收用在低收入的人群身上，不要过度集中。这么多事情，足够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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