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个人英雄主义落幕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功名利禄带不走，浮云啊！”2011年年初，在“道农会”上，蒙牛的牛根生、建业集团的胡葆森、汇源的朱新礼、中粮的宁高宁四个“50后”组成的“老男孩”组合，正在台上倾情表演“三句半”。当时，主持人崔永元还以调侃的口气对专门负责念后半句的牛根生说，“后半句很难念啊！”牛根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把想说的话都吞回了肚子里。

　　念完“三句半”后不到半年，老牛的企业家生涯却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挂”了。6月10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蒙牛乳业对外宣布，其创始人牛根生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同时宣布委任董事局副主席、非执行董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主席。从此，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就很少在媒体面前露脸的牛根生，更是淡出了公共视野。

　　别了，“蒙牛模式”

　　有人说，牛根生的创业史，是一部典型的“农民暴动式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终究有其历史局限性。

　　和所有农民起义一样，牛根生的创业，有个登高一呼、云集景从的开头：他曾是伊利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但始终如履薄冰。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他凭着自己财散人聚的信念，拉了一些同样在伊利郁郁不得志的兄弟们从国企体制中挣脱出来，闯荡江湖。蒙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的。

　　牛根生曾说，“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如果达不到环绕速度，那么只能掉下来；只有超越环绕速度，企业才能永续发展。”结果，“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2007年营业收入已达213亿元，净利润9.36亿元，成为首个销售破200亿元的乳品企业，一时成为传奇。

　　但这种调整扩张，同时也给行业带来了负面效应。媒体报道过，有私营牧场主曾对表示，蒙牛进入一个城市，由于缺乏奶源，便通过降低检验标准还和当地的企业抢奶源。

　　2008年，整个中国乳业深受“三聚氰胺事件”重创，蒙牛、伊利、光明三巨头总共亏损近30亿。三聚氰胺事件让蒙牛的发展这种火箭速度戛然而止。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对于蒙牛，牛根生的功过应为六分四分开，六分功四分过，因为是他使蒙牛从无到有，成为行业龙头。但从国内乳业的整个行业来看，他的功过比例则应该倒过来，四分功六分过，因为他激进的策略，使乳业摊子铺得过大，导致奶源供应不足，引发了整个行业哄抢奶源——这也间接导致了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牛根生“养牛”的愿望变得强烈——他创立“现代牧业公司”，“得奶源者得天下”正在成为蒙牛现在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三聚氰胺事件”和其他复杂情况，牛根生不会将大笔资金花在这种见效慢、费用高的经营上。某种意义上说，放弃“飞船定律”，就是放弃“蒙牛模式”。

　　“个人英雄主义”落幕

　　从一开始，牛根生和蒙牛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蒙牛从诞生伊始，其为公众利益而生的形象便伴随左右。这其中，离不开牛根生的个人宣传。

　　熟悉蒙牛的人都说，牛根生演绎了一个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传奇，而在这个掺杂着恩怨情仇和资本财富的故事中，牛根生的个人魅力也一次次地被渲染和拔高：从对郑俊怀的投桃报李，对员工秉承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原则，到后来的捐股、从事慈善事业，牛根生被极大程度地“神化”。

　　但2008年对于牛根生而言，恍如一场噩梦。牛根生曾是宣扬“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企业家，他用6年时间将一个排名1000名之后的乳品企业打造成为中国乳业第一；他成立老牛基金，宣称在自己死后将所有财产无偿捐献给慈善机构，子女只领取生活费，被称为民族企业家受人景仰。2008年3 月，牛根生去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而仅仅半年之后，蒙牛与伊利、光明等国内标杆乳企同样深陷三聚氰胺危机。

　　从那时候起，围绕牛根生的不再只有正面的评价，质疑渐渐增多。牛根生“万言书”曝光后，其“洒泪搬救兵”被斥为“鳄鱼的眼泪”；之前的高举民族大旗，却被斥为以此作为幌子，想要博取同情……一向正面积极的形象也从此急转直下，跌至谷底。曾经高调健谈的他也变得哑然失语，2008年9月17日之后，牛根生的博客再无更新。

　　“这次蒙牛‘背弃’了市场对一个大品牌的信任，很多人因为信任牛根生，而让孩子喝蒙牛长大，如今却发现这种信任背后是如此巨大的危险。”一位网友如是写道。

　　中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陈竹友当时指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伊利里没有像牛根生这样的‘神’，人们却把伊利在这场风波中的仇恨给淡化了”，而“蒙牛里有‘神’，而‘神’却在伤害了香客的同时，要求香客们同情他”。

　　靠山比钱更重要

　　就在大家都认为乳业已经摆脱阴影、走上复苏之路时，牛根生却选择了“投奔”中粮集团——一家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食品生产商，已跨入世界500强的大型央企。

　　在三聚氰胺丑闻导致蒙牛股价暴跌的时候，牛根生一方面必须防止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4.5%的蒙牛股份落到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他还要找到更大的战略买家，帮助蒙牛解决日渐枯竭的现金流。此时正是宁高宁及时出手，不仅让牛根生逃离了困境，还成功套现了9.55亿元。

　　当蒙牛与中粮集团的联姻更多地被解读为“通过央企的资本重振蒙牛”之时，一个悖论浮现了：蒙牛似乎并不缺钱。“和中粮合作之前，蒙牛的现金储备已经很多，如果有资金链方面的问题，我们和宁总不会一拍即合。”牛根生曾经这么说。的确，就算蒙牛自己没有储备，愿意给这块“肥肉”砸钱的投资方也很多，为什么偏偏是中粮呢？

　　让我们看看牛根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吧。2009年7月，牛根生在中粮入股蒙牛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的蒙牛成为世界的蒙牛，如果没有中粮老大哥这样的企业做后盾，我感觉会艰难一些……”

　　显然，在做大蒙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牛根生不得不相信，在中国，蒙牛这支“火箭”光靠市场这个推动力是不行的，“地球引力”、“空气阻力”等复杂的非市场因素对于长大了的蒙牛来说越来越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宁高宁导演了一出“国进民退”，不如说是牛根生导演了一场“官进民退”——牛根生需要的是“官系”，而不仅仅是资本。“大PE有的只是钱，但中粮却是一座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山。大难之后，牛总意识到，山比钱更值钱。”易凯资本（微博）CEO王冉（微博）一语道破。

　　这意味着，作为民营企业的蒙牛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家顶着“国”字号的新蒙牛。至此，一场“农民起义”最终以“招安”的方式，落下了帷幕。牛根生的淡出，只是没有悬念中的波澜不惊罢了。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