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企业一旦进入全球化，就犹如驶入大海，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面临更为广阔的战场，各种风险将潜伏于四周，哪怕是细微的气候变化，下一刻都可能是不期而至的惊涛骇浪
金融危机的洗礼，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遭受重创，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梯队虽未能幸免，但毕竟影响有限，这似乎也预示着全球经济的重心首次向东方敞开了大门，赶超的机会就在眼前。
海外抄底机遇真的到来
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雄厚的资金，企业家们也都渴求着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国际化运作，当下应该正是企业家们开疆拓土、进行海外抄底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首先，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证券市场难挡下跌之势，一些企业的股价不断创出新低，甚至跌破净资产。金融海啸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猛跌，布伦特油价在2008年7月创下145.39美元/桶的历史新高之后，如今已经下跌了一半左右；而伦敦铜价在2008年7月3日达到8985美元/吨的历史高位之后，2009年2月18日曾下跌至3291美元/吨，跌幅超过60%。其他主要金属的价格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虽然近期价格有所反弹，但是资产价格与高峰时相比仍然处于低位。这对于急需“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企业而言正是良机，很多企业也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境外收购。
其次，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其资产负债表状况在不断地得到改善，资产余额从2004年底的约8万亿元增加至2008年11月份的逾16万亿元，增加了一倍多。
目前中国企业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一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在必要时可以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支持，也能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活动提供巨大支持，且目前中国的银行业状况良好。
海外并购应警惕两类风险
中国企业逐渐实现国际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进一步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化不是目的，而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所以企业家在走出去之前，必须审慎地考量自身，只有勇气与眼光同在，信心与实力并存，才是迈向成功的基础。
而在这之后，企业家们需要格外关注的则是海外抄底中的风险管理，因为一旦进入全球化，就犹如驶入大海，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面临更为广阔的战场，各种风险将潜伏于四周，哪怕是细微的气候变化，下一刻都可能是不期而至的惊涛骇浪。企业家们比拼的将是风险管理，甚至是风险经营水平的高下，最需要关注的将是两类风险。
首先是海外并购中的系统性风险，其中包括：
金融服务滞后的风险。目前，中国的金融服务滞后，庞大的金融资产总量却无法转变为对企业的实际金融支持，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日本2007年此数字分别是10%和18%。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比例中，商业银行不到5%，导致目前国内企业跨国并购时融资渠道和方式相对单一，主要是合资注入业务资产或以现金支付，资金来源多为自有资金或者银团贷款，支付手段和融资手段都很单一。而国外并购的主要方式——定向发股、换股合并、股票支付等，国内企业都无法运用。未来，完成跨国并购的这些企业都将面临比较大的经营现金流压力。
专业性服务功能缺乏的风险。企业对海外资信掌握不够，可行性研究和分析不全面，导致并购后发现“上当”的情况很多，缺乏为并购者提供准确信息的专业咨询机构。可行性研究是海外并购最难的环节，企业应参与到并购初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节。未来应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成立调研基金支持企业做初期工作，基金由企业和企业共同出资。若并购成功可归还企业出资部分，失败则国家也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分摊风险。
政治风险。被收购项目所在国家的民众和媒体可能存在抵制情绪，由此可能引发保护主义措施，这在涉及到资源和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时经常出现。近期，中铝和力拓的并购案中，澳大利亚议员大声疾呼：“把澳大利亚留在澳大利亚人手中。”路透社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应该抵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资产。
法律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更趋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需求萎缩、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违约风险；二是行业整合、企业并购中尽职调查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三是“走出去”投资并购时境外法律环境发生变化的风险；四是有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风险；五是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的工程款拖欠风险；六是妥善处理劳动用工涉及劳动合同的风险；七是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提前引爆的风险。
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的风险。如果经济在底部常驻，那么资产迟迟不能利用，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会拖垮目前的健康状态，让“抄底”把自己带入底部。中国的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世界经济的低迷对中国企业的产出有很大的影响，哪怕资产的价格再低，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出品也很低,那么抄到的“底”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国外真正的优质资产比如核心技术、专利等，从来都不曾见过底，中美贸易的逆差说明了什么？中国工厂数亿人的血汗被美国人无偿地消耗掉，中国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专利技术，真正的家底是不给你抄的。
其次是海外并购中的结构性风险。
战略、管控能力是企业唯一能够自主控制的风险，也是欲向海外抄底企业的必要能力要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多于成功，表明企业在战略和集团管控方面都不具备相应的全球扩张实力，本来确实存在的机会也会丧失。回顾2008年乃至更早的中国海外投资，教训深刻。
前车之鉴一：财务压力和经营困境。2004年，TCL成功变相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事业部，组建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企业TTE，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显然事与愿违。一心想在欧美市场扩张的TCL，并没有获得汤姆逊的电视销售渠道，同时，TCL还面临着裁人裁不动、招人招不到的尴尬局面。更致命的是，由于市场判断失误，平板电视在一两年内开始取代CRT电视，这就意味着通过与汤姆逊合作，而获取CRT电视霸主的地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一味地扩张，缺乏对企业的长远管理，随之产生的利润下降、资金链紧张、收购后的持续经营困局，各种原因最终导致了TCL没能上演蛇吞象的好戏。
前车之鉴二：究竟谁在偷笑？联想与IBM的并购中最有利的因素，是它会让这两家企业达成4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笔交易仅仅靠租用5年IBM品牌来支持联想ThinkPad的方法是很危险的。当IBM的巨大保护伞过期之后，联想就只剩下ThinkPad，而ThinkPad一直是处在IBM的母品牌之下，联想成为它的母品牌后，又如何经营呢？反过来，对IBM来说这是笔无可争议的好买卖，它卸下了PC部门这个亏损的负担。华尔街猜测说，如果联想因为PC部门的亏损而短缺现金，届时已经拥有联想股份的IBM就会携资控制联想。总之，所有的选择仿佛都对IBM有利，而不是联想。
前车之鉴三：2008年的彻骨之痛。自身实力的缺陷让中国企业抄底高风险的海外金融资产时损失惨痛。中投投资美国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投资美国最大杠杆收购基金管理机构百仕通(黑石)，浮亏60亿美元；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由于比利时富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导致股价暴挫，手持富通股票的中国平安投资浮亏超过157亿元；2008年9月中旬，中国首个股票型QDII南方基金全球精选火爆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一年后却出现巨额亏损。2008年，中国海外抄底的狂欢化作伤痛。
风险管控之道
不难看出，我国的海外并购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明确的海外并购战略；二是过于关注收购价格，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收购企业的价值提升潜力；三是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经验明显不足，缺乏可持续的国际核心竞争力，缺乏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及关键的核心技术；四是缺乏并购后的整合能力。而在金融危机中，面对扑朔迷离的经济格局，我们更需时刻警醒，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抄底？
首先，应建立强有力的战略与管控能力，否则海外抄底是一个伪命题。
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大格局中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抄底行动，很多的失意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宿命，摆脱企业单体行为不理智的冲动，也许，经过战略第一层面的思考，发现其实很多表面上看来很诱人的“底”本来就无底可抄；要成为真正的大企业，光有购买能力是不够的，前期的调研功课做足，才能真正抄到底；企业的财务管控能力，尤其是走向国际化的财务管控能力必须达到战略要求，对国际和国内金融环境具备深刻的研究，否则并购过程中一旦财务筹划不周，甚至会给企业的生存都带来危险；抄底需要信息的把握，需要对海外市场的深刻认识，从投入到产出，识别出真正的资产，摒弃毒资产，不要让贪便宜引来负资产；投资回收期一定要短，认知一定要专业，不妨先在国内练练抄底，等财务筹划和运营管控都到了一定的火候，再出去抄把底。
其次，提升风险意识、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建立风险防范组织保证。
风险无时无处不在，风险类型也随时变化更新，海外扩张的企业必须有很强健的风险识别机制，作为集团管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将其纳入到战略规划中去，实现风险的事前处理。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企业要建立风险防范的组织保证，有效地对政治、法律、财务、文化风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管控，尽可能将风险消灭在战略决策阶段，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尽可能减少损失。
国际化的竞争，对企业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技术、人才、品牌或是管理上的竞争，更需要在风险管理的平台上一较高低，企业家们也必将意识到要由发现风险、规避风险、风险管理提升到管理风险、经营风险的高度，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纵横四海、决胜千里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