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题目是“企业家的进步性”，但细一琢磨，如何界定“进步”这个概念却非常难。什么才叫“进步”。按现在很多中国人的理解，时间就是进步。现在比过去进步了，将来比现在更要进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进步。“几零后进入了某层的级领导层”，单位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又下降了几岁，平均学历又提高多少，一代更比一代强。但这就是进步吗？可也有报道称，贪官们的平均年龄也在年轻化，从二十年前的“59岁现象”变成57岁现象，后又改成53岁，现在不到50岁了。可见仅以年龄、时间无法成为判断是否“进步”的标准，否则只不过是社会达尔文论的翻版。
那企业家的进步又应如何衡量？2011年底本报召开的竞争力年会上，有企业家与学者曾就“究竟是民国时期的企业家进步，还是当代的企业家进步？”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可见评价一个群体是否进步并非易事。
在经济学中，企业家是和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一种生产要素。在中国，最早由政府层面承认企业家积极作用应该是1988年国务院表彰了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其中包括有首钢的周冠五、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青岛双星的汪海、杭州正大青春宝冯根生、武汉的于志安等20人。这一年，本报与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首届中国女企业家表彰大会。当时党的总书记出席了大会。而在此之前，个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只有劳动模范，那时的厂长只不过是计划经济下的车间主任。而从此之后，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群体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传统观念的突破上。这是一种在体制内的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引入了市场机制。其最大的风险不在市场上，而是在体制和观念上。当时首钢周冠五和石家庄马胜利的承包制；步鑫生的“小厂打破大锅饭”；张兴让的“满负荷工作法”；汪海的大胆管理，走向市场等等。虽然这些举措现在看了只不过是小儿科，但对于当时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来说，都可称得上是石破天惊之举。可惜这一代企业家先天不足就是都是公有制经济下有产物。产权不清晰与市场规律构成了天然矛盾，公有经济的红帽子既是护身符又是紧箍咒。20位首届优秀企业家如今或逃或死或退休，能坚持到现在的屈指可数。虽然那一代企业家大都烟消云散，但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忽略，没有这一代人的牺牲与付出，中国市场经济则无从谈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激起一次激起人们下海经商热潮，新一代企业家应运而生。张瑞敏、柳传志、倪润峰等代表性人物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这一代企业家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奠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基石，并且提出了有中国特色，比较完整管理经营理念。海尔的服务精神，联想的企业文化，长虹的价格战，华为的“基本法”等等。到了新世纪，信息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成就了第三代企业家，马云、李彦宏等独领风骚。
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企业家的进步性应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二是以管理创新发展生产力;三是以商业经营模式创新发展生产力。如美国企业家将泰勒制，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企业思想的提出等等。而这种进步最终的结果还要以本国人民的富有，给本国消费者带来实惠，使本国经济结构改善，使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来体现。老福特打造的汽车企业将美国早早地带入汽车时代，造就了一代有尊严并相对富有的汽车产业工人;日本家电企业和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世界经济强国地位。也使日本大多数民众步入世界富余阶层的行列。
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表现为双重性。一方面是进步性，如中国人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从“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很快跨入了“新三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消费者因为乐凯的存在一直使用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彩色胶卷，以及现在的4亿网民，8亿手机用户等等。但另一方面是其局限性。中国的工人阶层依然是除农民之外最大的低收入群体。中国经济至今仍然依赖低劳动成本，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还处在价值低端产业链上。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企业在掌握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上还乏善可陈。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依靠中国企业家的智慧来解决。
2012年世界经济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加大，不少外向型企业命悬一线。而国内又有24个省市再次提高了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中国经济长期依靠低劳动成本优势竞争的时代终将结束。如何面对这种考验，无疑是对所有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考验。老福特曾说过“降低工资是最容易也是最粗劣的解决方法，更无须评论这样做如何没有人性了。它其实是把管理者的糟糕管理全推到工人身上的一种做法。”“经济衰退对厂商实际上是一种如何不用降工资而渡过难关的挑战。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人能赢得这种挑战。”因此，如果企业家们还是一味报怨成本上涨而无法应对，那其进步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从中国企业家自身角度看，其进步性也要一分为二。客观地说，上天是公平的。一方面是不吝赏赐：2011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百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在中国企业家的手中。在中国历史上，企业家（商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在精神缺失，只认财富的的社会氛围下，企业家成为全社会崇拜偶像，学习的楷模;而另一方面是风险同在。每年胡润评出的中国富豪榜被人们称为“杀猪榜”，“囚徒榜”。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法律风险远远高其它人群。
所以我们说，中国企业家的进步性不能靠时间的推移划代，不能以个人财富的多少衡量，最终还要看其能否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来实现。或许社会公众对于中国企业家寄予了过多希望，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因此中国企业家的进步愈发显得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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