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绿色发展管理咨询必由之路是2002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结合中国国情指出的中国发展之路。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如不彻底改变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很难逾越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专家们一致认为，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管理咨询必然选择。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加快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步伐。尽管风能、太阳能等在世界能源总量中的比例不到2％，但过去的几年中，太阳能和风能连续以40％的速度增长。除了能源结构的转变外，世界循环经济也日新月异。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我们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管理咨询循环经济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惟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跨越。培育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
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管理咨询必由之路”的尽快转型是中国的根本出路。目前中国正在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优先”之路，它是以资源的高消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此下去，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的畸形结局。早在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就指出，人口众多的中国应选择“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统一协调”的“绿色发展”之路。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多时候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环境成本应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目前，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新的明确方向。“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国第二代发展战略或者发展观，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中国富民强国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国内许多城市在探索“绿色发展”上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绿色发展”：中国最迫切选择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这是世界大势所迫。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前几年，人们曾自豪地欢呼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会再走下去。
我们能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不能。原因很简单。
第一，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发达国家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埋的单。而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而我们中国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就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
是不是发展与环保将永远对立，要环保就不能发展了呢？当然不是。以日本为例。他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
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都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这条绿色道路，中国完全可以走。
从另一方面来说，国际潮流也在迫使中国企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当前环境的急速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环境无国界”继“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常常将环境问题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已将人权与环保作为对外关系的两大基石。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通过立法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限制。
当年是全球绿色消费运动促成了绿色壁垒。因为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和90%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然而后期的绿色壁垒，逐渐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蔽制裁手段。发达国家用提升国内市场的环境标准来设置绿色壁垒，以平衡自己在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劣势。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220亿美元，90%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标准主要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汽车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等等。
从行业上说，农业、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干行业，也是我国最容易遭受绿色壁垒的行业。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以《京都议定书》为例，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个履约期中没有减排的责任，但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升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如果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不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不在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的话，必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
我们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发展是中国最为迫切的选择。
金融海啸蔓延呼唤发展绿色能源
时下，金融海啸蔓延，各国正在加快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方向谋求发展。虽然低碳经济目前还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金融危机，但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绿色能源也必将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在金融海啸的波涛中，我们更应该冷静、理性地用科学发展观看待绿色能源的发展。要使我国的绿色能源真正得到“绿色”发展，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必须更加以重视。
第一，绿色能源发展机会来临，但风险并存，必须警惕。
尽管绿色能源发展呼声高涨，但对此持悲观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ＦatihＢirol认为，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让“绿色新政”变得前景黯淡。国际油价自7月11日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后。12月2日，纽约市场油价一度跌破每桶47美元。
在经济萧条时期，所有商品的消费都在削减，能源价格也在下滑，这必然会大大阻碍新的能源替代品的发展。核能工厂、大量的太阳能发电基地、风力发电基地、乙醇生产、电力或氢燃料动力汽车的研发以及支持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巨大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收到回报。
绿色能源的倡导者也存有这样的担心。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下跌，鼓励公用事业机构和消费者购买昂贵可再生能源的激励因素将减弱。这样的情况上世纪８０年代曾发生过，由于当时常规能源价格的不断下降，推动替代能源扩展的努力最终失败。
第二，绿色能源发展要依靠该领域技术的突破，要重视相关技术研究。在我国，技术瓶颈更是绿色能源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以我国风电产业为例。近几年，在全球能源趋紧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之下，风力发电这股“旋风”从我国东南沿海刮到北方内陆，成为了发展最为迅速的绿色能源之一。在这种大踏步的发展形势之下，我国风电设备生产技术的局限更多地出现，甚至成为了风电场未能达到预期发电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生产企业已达５０家，有１０家企业的样机已经下线，并在风电场安装运行。然而，大批兆瓦级新型风电机组产品匆忙投入规模化生产运行，造成质量和运行可靠性问题突出，增加了技术和经济风险。中国风能协会调研中发现，各整机制造企业的产品在运行和试制过程中均出现过质量问题，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另外，风电设备行业一直以来存在着“重整机轻零部件”的现象，造成国内风电设备一些关键零部件目前还依赖进口。
在这一方面，奥巴马的能源政策值得我国借鉴。他强调鼓励能源相关技术的研究应用，并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无论从全球范围内绿色能源的发展状况看，还是从我国目前的绿色能源技术水平看，从企业层面加强和保障相关技术的研究都应该是支持绿色能源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发展绿色能源更要“以人为本”，以专业人才的培养为长远使命。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告诉记者：“核电人才短缺，不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核电发展面临的问题。”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后，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核电发展，这个寒冷的“低迷期”长达２０多年。王炳华认为，在未来５年的时间内，核电事业面临着培养人才的考验。
在风电领域，专业人才短缺同样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我国风电发展２０多年来，培养的中高级技术人才较少，且层次偏低。人才的匮乏，致使不少风电场重建设轻管理，配套的维修服务跟不上，设备效益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在装机容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风电专业人才的缺乏已成了极为突出的问题。
缺少了人才的操作执行，再先进再“绿色”的能源产业也只能是一堆缺乏生命力的机器。因此，在各种新能源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与之相关的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能源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绿色能源的发展我们更应该两只眼睛看世界，用科学的、发展的手段，使我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在金融海啸的漩涡中能够健康地、稳定地、“绿色”地不断成长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