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管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先秦诸子的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出了“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孙子兵法》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的战略管理学著作。20世纪初,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步兴起并迅速发展,我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管理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方面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学知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探索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式。但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工业化进程为背景的。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管理创新实践,还是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活动规律为己任的管理学术研究,以及以培养管理人才为目标的管理学教育,都取得了很大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新中国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我国新中国管理学整体处在“探索奠基”阶段。
20世纪5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主要以学习借鉴前苏联模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解放初期,我国企业十分注重总结工人日常生产工作经验和班组管理实践,总结推广了马恒昌小组(1949年)、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等若干先进生产管理经验。这一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对管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方面推进了运筹学的研究与实践运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许国志、刘源张编著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华罗庚编著了《统筹法》,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二是在企业经济学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孙冶方、顾准、卓炯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他们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内部进行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前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就是有代表性的体现。1961年由马洪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6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许多企业管理教材。这表明,经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学科开始形成。另外,在此时期,大庆创造了“三老四严”经验,具有很大影响,体现了科学管理和精细管理的要求。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管理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管理的重要性被否定,财经院校的新中国管理学高等教育被迫取消。“文革”结束后两年里,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很严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处于停滞阶段。进入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得到重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破除了坚冰,该纲要将“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为第107项,新中国第一次在操作层面正式提出要推进管理学研究工作。
从1979到1992年,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我国管理学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
这一阶段管理学的发展始于对国外管理学知识的引进吸收。机械工业部1978年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将全面质量管理(TQM)从美国、日本引入中国;1979年中美两国企业签署了培训中国企业管理人才的中美合作协定书,“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实践和研究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包括37本管理学名著,成为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思潮的系列著作,影响了一大批管理学者;1983年,袁宝华提出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期一批管理学研究机构、期刊陆续涌现,一些重要文献对管理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78年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国数学会运筹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相继成立;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1979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我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1979年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发表,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奠定了基础;198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管理世界》创刊。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管理学教育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恢复元气”走向“生机勃勃”。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这是新中国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国家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1979年开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恢复管理学教育,开始了管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陆续出版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系列教材,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学;1984年4月以后,教育部陆续批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成立或恢复(经济)管理学院;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1990年,工商管理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九所大学开始试办工商管理;1992年11月,中国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管理学被列为一级学科。
与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企业也在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实践,尤其是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初,国家经委推广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较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又称为现代化管理“18法”,并确定了20家企业为全国第一批管理现代化试点企业,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升”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呼唤管理学对改善生产经营、提升竞争力提供指导;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推进要求管理学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探讨改革难题、研究改革方向;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企业管理做出相应调整,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公共管理学的深入探索;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发展浪潮,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先进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研究前沿,提升了中国管理学的水平,也推动其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为管理学教育的发展、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知识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这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的阶段。
在管理学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管理学科被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1999年,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被批准设立;2000年9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组成的工程管理学部,诞生了我国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30所高等院校开展高级工商管理教育;200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新学位——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MPM)设立。
在管理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追踪最新研究动态的时滞性问题在技术上得以解决;大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前往国外著名大学交流、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一些国内组织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
这一时期的中国管理学发展仍表现了中国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管理学研究上不断创新,注重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问题,还表现在管理实践创新方面,我国企业结合自己的情况,已创新了很多好的管理实践经验。自1990年开始的第一届,到2008年的第十五届,我国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项目总数达到1200多项,其中海尔集团公司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邯郸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为核心的集约经营》等创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新中国60年来,管理学经过“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升”三个阶段,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但要认识到,我国的管理学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全面发展
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辉煌之路,中国管理学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成熟、壮大。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成就的确值得骄傲,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管理学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管理学基础发展不牢固,学科积累不充分、体系不完善,管理学教育质量还有待提升,管理研究方法规范性和学术水平还存在差距,尤其是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管理理论,对丰富、活跃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还缺乏理论归纳和指导。尤其重要的是,我国管理学还没有独立提出来自于中国管理实践,但又能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界所接受、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以自己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为基础的。日本在二战以后推进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管理方式的形成以及一系列管理研究成果被世界管理学界认可,正是以战后日本快速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为背景的。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从国际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验背后的管理内涵,是未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中国管理学经过“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升”三个阶段,未来要进入一个“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形成中国管理学科学的管理理论模式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未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应正确处理好管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管理学科发展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管理研究问题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这四方面关系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推进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我国管理学研究必须强调科学研究规范,突出科学方法特色,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管理学走向国际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仅追求科学的形式、用大量的数学语言和实证研究的形式“包装”没有新意的研究观点,创新性才是管理研究的最核心要求。当前,中国管理学论文的整体质量还不高,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框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规范性的特性;另一方面,许多实证性研究全然不考虑特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一味照搬西方管理学的形式和方法,研究成果不具有实践意义。在中国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既要立足区域特征和制度特点,也要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使中国管理学研究既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在学科发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形成既符合科学逻辑、又注重实践应用的完善的学科体系。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不仅要求管理学科发展按照科学的逻辑积累管理学知识,同时也要求管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管理知识指导实践、有利于转化为现实的管理生产力。因此,我国建立自己的管理学科体系时,不仅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科学方法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且还要有利于管理知识的传授和交流,有利于应用指导管理实践。其中,管理学的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十分重要。
第三,在研究选题上,要正确处理国际化管理问题与本土化管理问题的关系,重点关注既具有我国现实意义又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国管理学研究要关注国际学术前沿,追随国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国际研究热点;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还要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我国本土化的重大管理问题的研究,分析我国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积极探索,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第四,在研究内容上,要正确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注重从管理实践中归纳管理理论、同时致力于应用管理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管理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进行管理研究,一方面要注重系统研究我国管理实践,提炼出相应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管理理论如何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国企业已创造了大量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的管理创新实践,这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些管理经验和管理创新实践还有待理论提升,我国还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这需要管理理论界与管理实践者密切配合。当前,我国管理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还缺少一个密切合作的有效平台,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企业界合作的途径还较少,而且缺少制度化。另外,被认为以推进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结合为职业的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