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古往今来，中国人十分讲究安身立命。安身，即容身；立命，即精神有所寄托。安身立命，就是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
显然，安身立命不仅表明一个人应该具备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表明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精神充实的人。一个人如果不能安身立命，就谈不上其他更大的成功。所以自古至今，安身立命就成为每一位有志之士的人生境界与生活追求。换句话说，安身立命之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成功人士。把企业视为一个生命体，其要想发展壮大也需要安身立命，而首先应做到的便是安身，也就是立身。因此，立身境界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境界。
所谓立身境界管理，就是保持企业的良性循环，追求企业健康。健康企业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是，只要企业遵循市场及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赢得健康。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健康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健康一切都将成为空谈。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生物进化与企业生命进化有相通之处，生物进化规律、生物生命周期与企业进化规律、企业生命周期也应有共通之处。所谓“中小企业三年一小关，五年一大关”，说的就是中小企业生命周期较短及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一企业生命规律。
什么是健康企业？健康企业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经营目标，也是一种管理境界。在现实中，企业可能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它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古往今来，渴望健康甚至长生不老成为无数人的梦想。实际上，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企业也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才能赢得健康。假如用人的生命现象来比喻企业，就像一个人呱呱坠地之后由于遗传因素及父母呵护，小时候往往很少得病，过了三岁甚至更大，病反而变多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体给予的抵抗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逐渐走向社会并学习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身体机能很可能会下降。企业也是这样，前期由于各方面的资源比较充足，企业对竞争环境的应对比较容易；而后期则由于资源不足特别是竞争环境的改变，可能让企业盲目追求做大做强，致使很多企业个子高了并不结实，体格大了只是虚胖。这种亚健康状态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是企业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
科学管理与企业制度建设
科学管理，指的是现代科学管理，它是集古典管理思想之大成，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科学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科学的制度建设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
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在自身发展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曾经风光无限、名噪一时的企业正在不断倒下。真正做强做大，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企业，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更重要的是，长期受传统文化及民族心理积淀的影响，大多数企业缺乏良好的制度理念、制度氛围及严谨科学的制度传统，而不是缺乏制度规章本身。在很多企业，成文的规章制度不仅装订成册发到班组及员工手中，许多重要的制度口号更是涂刷在厂区，悬挂在办公楼，甚至贴上办公室的大小墙壁，但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的状况仍十分严重。
更加普遍的情况是，拒不执行规章，违背企业制度的恰恰是企业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者。
在他们看来，制度是人制定的，是为人服务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大活人不能被那些条条框框憋死！于是，很多企业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朝令夕改，如同儿戏。中国企业的大多数管理者特别是最高管理者，往往认为制度是为管理他人而制定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绝不会用制度来约束自己。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思想，用得好就是灵活，就是权变，用不好就是见风使舵，就是阴谋诡计。中国人思想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爱有差别等观念，恰恰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很难脱离甚至从根本上消除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与尖锐挑战。本来，对现代科学管理，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和不良影响，加之全球化时代更加残酷的竞争，就使得很多中国企业为了生存而做事不谋久远，急功近利，甚至善走捷径、投机取巧，在经营管理上热衷于传统文化糟粕而不能自拔。
观察近年来企业界的“国学热”，研究“中国式管理”的种种主张，在市场中发挥主要影响而备受企业界欢迎的，多数情况下恰恰不是传统文化的积极面，而是历史的糟粕。其中，既反映出新的时代发展、社会趋势与历史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市场经济、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融合所产生的阻力。
“忠”和“义”，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伦理观念。但是中国人讲究忠、义是因对象而言的，对亲近的人讲忠、对熟悉的人讲义；对不亲的人则可以不讲忠，对疏远的人也可以不讲义。因此，中国人理解的“诚信”，只不过是义的表现形式而已。同理，中国人的诚信，也只有建立在血缘宗亲、熟人关系之上，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显然，中国人的这种忠义观念和诚信思维，深深打上了儒家纲常伦理的烙印。这种伦理传统使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网络，所有的道义都是先在亲族血缘中发挥作用，然后才是“推己及人”。所以，中国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熟人圈子，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所谓“熟人好办事”，人们做任何事首先想到的是人脉关系，认为人脉就是金钱，是成功的前提条件。这种传统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行为，也是这种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导致了中国人对制度的排斥，对规矩的轻视，进而演变为对法律的挑战。这也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因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能与时俱进而导致一系列无视法纪、为所欲为的行为不断激增，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的内在原因。
西方的诚信观念、法制意识与我国有着根本区别。中国人的诚信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的诚信准则则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与平等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两种诚信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人的诚信讲的是道义责任，而西方的诚信则要求彼此承担契约及法律责任；中国传统的道义责任靠的是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这种道德约束及道义责任往往可以推脱或变通，而西方的契约精神、法律责任则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的承诺、兑现与保障。
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完全推翻和全面否定自己民族的道德精神与伦理传统，显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反过来，完全寄望于以传统的伦理纲常来支撑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和历史倒退。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中西结合，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与深远影响，在社会思想文化及市场经济建设中更加注重法治精神，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是十分明智的行为。
实际上，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并不是对立的，在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期，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不可取的。因此，面对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当前更加复杂的社会状况，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并用而着重强调依法治国，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把制度管理与文化激励结合起来，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加速形成自身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使科学管理发挥应有的市场价值，就成了当前我国企业界重要的战略目标。
法家之道与企业制度管理
今天，西方管理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但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科学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只有30多年，而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它们成长的历史更短，其中很多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像这样需要强调短期目标与结果导向的企业，其管理的核心在于业绩，而提升业绩的主要方法是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甚至必须更加强调物质激励。因此，企业的制度、薪酬等在经营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这样的企业推广更高级的管理模式，既不现实，也难以奏效。
所以，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为中国多数企业的管理提供了极大的用武之地。实际上，科学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在中国古已有之，比如法家之道就十分强调制度和平等，也十分讲究方法，只是在历史上，特别是自汉武帝之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强势地位而使法家思想受到了排斥。今天，企业在实施西方科学管理的同时，注重吸收法家之道的有益营养，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制度建设，使中西管理模式相互打通融合，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教。法家看到，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子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捕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捕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继承了老师荀子的思想,认为人性本恶，提出了人性自利的观点,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
西方法制社会的基础在于遏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发扬善的部分，其基础在于“人性自私”的假设，即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会不顾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所以必须用法制来约束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因此，法家的人性本恶的思想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人性的自私本质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相互结合。法家明确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不能依靠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若抛开法制，才能卓著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
可以说，法家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启示。企业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员工的自觉自愿,还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建设与严谨的流程规范，诸如集权与分权、组织结构的设计、责权利的分配等。目前，企业制度建设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并严格依据规章制度来强化自身的执行能力。
所以，中国本土企业应从自身文化土壤与民族心理特点出发，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取科学管理之长，扬法家思想之优，在市场运营中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努力夯实经营基础，壮大企业规模实力，将二者有机结合、融会贯通，无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还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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