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两个月后，她与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会面。雅虎拥有阿里巴巴的40%股权，许多人认为雅虎当前的市值中多数都归因于这一股权的价值。当时，巴茨对阿里巴巴或中国互联网市场都所知甚少，可这并未使她有所收敛，她还是觉得自己有资格告诉马云该怎么做：
“据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士透露，在马云的全部高级管理团队面前，巴茨紧接着就阿里巴巴管理雅虎中国的方式对马云大加斥责。‘我将直话直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本人的风格。’据说她如此跟马云说。‘我希望你把我们的名字从那个网站上拿下来。’她这里指的是当时已经相当衰落、没有什么影响力的雅虎中国。雅虎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双方的关系始终未能恢复。
2011年9月，雅虎董事会将巴茨解雇，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两年之后，他们承认为这份工作选错了人。她缺乏行业经验这一点，看起来确实影响了雅虎重整旗鼓的努力。可是，你别以为巴茨本人也会认同这一看法：
“最近有人问她，雅虎董事会应当任命谁来当长期首席执行官，她回答说：‘他们应该把我找回去，我知道该怎么做。’”
恶习4：他们无情地铲除任何不完全支持自己的人。
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们鼓励高级管理团队及普通员工开诚布公地讨论。最重要的目标是，找到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最好创意。可那些失败程度令人瞠目的掌门人，一旦自己的意见遭到挑战就按耐不住。他们还会寻找那些有朝一日可能被董事会视为下任首席执行官人选的年轻高管，但不是为了让他们追随左右多加培养，而是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早早予以剔除。他们身边只剩下唯唯诺诺之人，以及将来也没有充当首席执行官能力的高管。
此前提到的钱伯斯已经担任思科首席执行官17年之久，在此期间，有人批评他将潜在接班人都排挤出了公司，包括已离开的思科的前“明星”麦克·沃尔匹（Mike Volpi）、查理·吉安卡洛（Charlie Giancarlo）和托尼·巴特斯（Tony Bates）。当记者问及为何已经62岁的钱伯斯仍未退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思科前高管表示：
“钱伯斯非常喜欢当思科的首席执行官，这不仅因为他已经在任近20年，更因为他的行事风格是——他不愿意放手。”
一位资深科技行业投资人在谈及思科内部为钱伯斯准备的潜在接班人的质量时说，表示：“看起来，思科内部没有一个人为接班做好准备。”
迈克尔·艾斯纳：
迪斯尼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似乎也受到这一恶习的拖累。回溯1994年，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从迪斯尼离职，因为艾斯纳拒绝将他提拔为公司的二号人物——这将使其成为艾斯纳的当然接班人。卡森伯格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在此前十年中成功扭转了迪斯尼电影业务的颓势，使艾斯纳感受到了威胁。此后，艾斯纳又在首席执行官任上呆了12年，直到2006年最终让位于鲍勃·伊格尔（Bob Iger）。
桑迪·威尔：
受该恶习影响的首席执行官中，最著名的或许是花旗集团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l）——1998年他迫使杰米·戴蒙（Jamie Dimon）离开该行。如今，戴蒙领导着摩根大通，俨然全美各大银行掌门人中的王者。1998年的时候，戴蒙在花旗内部与威尔一样深受尊崇。多数人都相信桑迪·威尔退休后，戴蒙将继承他的大位，这不仅是因为戴蒙才干出众，还因为他和威尔已经共事多年——戴蒙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时，就与威尔一起为美国运通效力。
可是，由于戴蒙拒绝提拔威尔的女儿杰西卡·比勃李奥威茨（Jessica Bibliowicz）——以她的能力，获得这一升迁其实倒也合适，戴蒙与威尔发生了争执。18个月后，戴蒙重新出山，担任芝加哥第一银行（Bank One）首席执行官，2004年摩根大通收购第一银行后，他又成了摩根大通总裁。而威尔则将权杖交给了首席法务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后来花旗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许多人都认为普林斯难辞其咎。
2006年12月，花旗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每股557美元（经反向拆股前），而目前股价只有34美元。
换个角度看，过去五年中摩根大通的股价下降了25%，而花旗集团股价暴跌94%，这一比较也足以反映此种恶习的影响。
恶习5：他们是企业完美的代言人，痴迷企业形象
上个月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在评论中表示，这算不上是恶习。读者们抱怨道：“难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痴迷于公司形象吗？可他干得很不错啊，不是吗？”可是，与其他习惯一样，这同样需要微妙的平衡。研究表明，强调公司的形象（正如乔布斯所做）显然没有错，可是，如果这种痴迷以忽视公司的实际运营为代价（乔布斯当然没有犯这个错误），那显然就很不恰当了。
如果你是个渴望媒体正面报道，而不对企业运营贯注足够精力的首席执行官，那你就有了这一恶习。
卡莉·费奥丽娜：
七年前，卡莉·费奥丽娜（Carly Fiorina）辞去了惠普首席执行官之职。她任期快结束之际，许多原因都决定了她必须离开。不过，她早期犯下的错误之一也不容忽视：过于重视自己的媒体形象，而不是企业的实际运营。
我还记得，2002年我曾与一些惠普员工见面，当时我希望能说服他们与我的公司缔结软件合作关系。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次会议的头20分钟，我们都在拿费奥丽娜开玩笑，说她是个极为糟糕的掌门。惠普员工们告诉我，她完全不了解公司员工的士气，也不重视企业内部叠床架屋般的运营乱象。
在他们——公司底层的一线员工看来，费奥丽娜整日乘坐私人飞机飞来飞去，为各大商业杂志拍摄照片，对公司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
恶习6：他们低估困难和障碍
如果你总是低估困难——它们可能会将你的公司从市场顶端赶下来，你迟早会在这些困难面前吃大亏。在任何行业，你都必须有充分的信心，才能精诚努力、赢取成功，可是研究表明前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所说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很有道理。
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必须保持一种健康的恐慌与多疑。这能使你保持警惕，时刻了解市场需求。轻描淡写地忽视潜在威胁，通常是贵公司出现巨大盲点的先兆。
史蒂夫·鲍尔默：
过去五年来，苹果是全球最具革命性的公司之一。五年前世上还没有iPhone，现在它已经为苹果贡献了超过一半收入，有些人认为利润贡献率更是超过70%.
苹果的崛起之路上尸横遍野，许多手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幸折戟，其中包括诺基亚、Palm和RIM的掌门。
史蒂夫·鲍尔默还是微软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近来表现也还不错。撰写本文时，微软股价创下了52个周来的新高。可是，鲍尔默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或许会是“最低估iPhone潜力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他接受电视采访时屡出狂言。
短短几年后，Windows Mobile手机完全被逐出了市场，如今微软重新设计了手机操作系统，准备借此重返市场——新设计的标准是由iPhone设立的，因为市场已适应了苹果树立的高标准。
为免对鲍尔默有失公平，大家来听听贝尔斯利2007年6月的说法吧，这就是他对iPhone的观感：
“对于RIM今后将面临iPhone的激烈竞争这一担忧，贝尔斯利不屑一顾。苹果发布的iPhone只得到一家运营商——AT&T的支持，而且仅在美国发售，相比之下，RIM得到了遍布全球的数十家运营商的支持。”
“我以前就说过，他们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苹果使人们开始注意聚合应用领域，”他说，“坦率地说，这种关注对我们的业务有着压倒性的正面意义。”
可惜事与愿违。
恶习7：他们固执地依赖过去可行的经验
在我上一篇文章中，这一习惯同样激起了读者的热烈反馈。对企业掌门来说，继续遵从过去使其成功的经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归根结底，如果某人是个优秀的销售人员，那继续卖自己一贯擅长销售的商品，又有什么不对呢？
研究确实表明，攀上这一高位之前，多数首席执行官的职业生涯中都有一两个具备决定性意义的时刻。这类成功可能是开发出某种拳头产品、降低成本以帮助某个问题部门扭亏为盈或是进军一个新市场。
可是，相比职业生涯中以前的各种工作，首席执行官这个职务更为复杂。如果你一辈子都从事金融工作，那现在就得学习销售与市场。如果你是市场人员出身，却当上了科技或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就得确保自己深刻理解该企业的其他方面。
杰弗瑞·卡森伯格：
我们先前已经提及卡森伯格，介绍了他被排挤出迪斯尼的经过——因为他的前导师受七大恶习之一的影响。事实证明，卡森伯格本人也不能免俗。
离开迪斯尼之后，卡森伯格继续奋斗，按照许多标准衡量，他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功。他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eilberg）和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共同创办了梦工厂动画公司，出品了许多卖座动画电影，比如系列。
可是，过去20年的动画竞争中，皮克斯（现已被迪斯尼收购）显然使梦工厂黯然失色，可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
或许你已经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ccson）的乔布斯传记中读到这一情节：卡森伯格原本负责迪斯尼与皮克斯之间的交往。他对皮克斯交来的原始脚本并不满意，将其退回，并试图做出多方面修改，最后皮克斯强烈反对，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
皮克斯与卡森伯格之间争执的症结，在于二者对何为动画电影制作持有不同观点。卡森伯格的经历来自20世纪80年代重制迪斯尼电影，擅长投入大手笔预算，通过某种动画形式来讲述故事。皮克斯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法，采用电脑模拟动画，故事讲述方式也有所不同。卡森伯格并不认同，试图按照自己习惯的那种模式来制作。
从迪斯尼离职之后，卡森伯格尝试与艾斯纳正面竞争，他创办了梦工厂动画公司，依照自己心中动画电影的理想打造。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策略都不能说不是个成功，可同一期间皮克斯的成就显然使其相形见绌。后者采纳了截然不同的动画制作与叙事方法，深得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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