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近年来，艺术管理专业在中国高校陆续开设，成为新兴专业，但艺术管理学的理论建树却不如人意。不少学者认为艺术管理学由艺术学与管理学结合而成，这条路其实根本走不通：现成的艺术学和管理学都不存在艺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任何学科都依“问题”而建，这个带有元统性的问题一定具有独立性，否则就没有学科独立性可言。“结合论”恰恰忽视了艺术管理之深层问题的认识和根本问题的提出。所以，为建构艺术管理学，需要先放弃“结合”的思路，认真思考艺术管理学的深层问题。
一、艺术管理学的前端问题
艺术管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这就是：在既成的制度与市场架构中，合目的、合效率地沿着一定程序运用艺术及艺术品的问题。为高效运用而铺设程序是艺术管理学的基本任务。但“运用”有个前提，即承认既成的制度架构与市场架构是事实，再顺此“事实”设计艺术管理的程序和步骤。问题是，既成的制度架构与市场架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倘若不合理，则艺术管理的程序和步骤设计也不能追求合理性，否则无法付诸应用。所以，当制度架构与市场架构不合适时，要适应现实，就必须圆滑地暗中实施许多特殊的艺术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既不能拿到台面上随便说，也不能写入教程传授学生。但这样一来，艺术管理学等于是被“前提”的不合理吊挂起来了，无法按善愿追求合理性，这是我们建构艺术管理学的一大困境。
但这一困境目前无法改变，需要绕开它，我们不能因此困住艺术管理学的理论架构。实际上，单从理论上讲，既成制度架构与市场架构的“不合理”并不构成理论架构的阻碍，因为“不合理”的事实总有“不合理”的成因，研究成因并作出深刻的洞察和阐释，才是理论研究的关键。我们研究艺术管理学的重要任务就是阐明“不合理”的弊害，铺设一条道路，引导人们往合理的道路上走。
可是，绕开既成制度架构与市场架构的不合理是否又能建构艺术管理学呢？不能。因为艺术管理学的理论架构实际上是一个末端问题，当前端问题尚未厘清时，艺术管理学根本无法完成理论架构。那么，什么是艺术管理学的前端问题呢？扼要地说，前端问题有四个：第一是艺术的内蕴表现，第二是艺术的作用表现，第三是艺术的运用表现，第四则是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上述四大表现依次递转：艺术的内蕴表现转出艺术的作用表现，艺术的作用表现又转出艺术的运用表现，艺术的运用表现再转出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艺术管理学是基于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再行研究艺术及艺术品的运用问题，但它居于第五端。因此，一旦学术视野局限于末端，忽视前端问题的探讨，整个艺术管理学研究必然停滞不前，无法深入。这就是目前理论研究之困局的根源。
就我个人的思考而言，要真正架构艺术管理学，惟一的道路就是系统研究上述四大表现和三次递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因为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真实的内蕴表现时，就无法解释艺术的作用表现；不知道艺术之作用表现的发生机制，也就无法弄清艺术的运用表现以及此后的市场架构表现；当所有前端问题都弄不清，艺术管理学也就无从建构了。我们看到的西方艺术管理学著作大都很肤浅，甚至有许多荒谬、外行的论述，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将艺术强行纳入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加以硬套，而未顺应艺术本身的性情和艺术世界的定常律则来架构艺术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虽然西方艺术管理在技术层面上相当精致，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参考，但也要看到，西方人在理论层面上的研究也远远不够。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不是单纯地架构一个艺术管理学，而是如何厘清上述四大表现和三次递转，并找出确然无疑的定常律则。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基础工作。以前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往深处往高处走，现在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则须往下到事功层面开，一连串地发展艺术市场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和艺术消费学等等新兴学科。但所有这些事功层面的新兴学科无一不在艺术世界之定常律则的规定之中，所以，只有找到并顺应定常律则，艺术世界的所有学科才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建构它光畅而不虚脱的理论框架。
二、中国的理脉与四大表现及三次递转
研究艺术世界的四大表现和三次递转是化解艺术管理学的理论困惑的关键。但须注意，上述四大表现不能肢解开来进行研究，三次递转也不能折断，“转”必须是顺转，这就意味着从艺术的内蕴表现到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再到艺术管理必需有一个不致内绝的理脉使之能够贯通。可是如何才能找到这一理脉呢？
以我个人对中西理脉的了解，可以确信，惟有一个理脉可以完全贯通，这就是中国的理脉。顺着西方理性之内容表现（即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至架构表现（即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路数难以走通，并且西方单单挑出艺术之作用表现进行审美研究的路数还错误地将艺术的作用表现（即美感）当成了艺术的内蕴表现，以至于无法向艺术及艺术品的运用表现和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进行推导。西方现代艺术与艺术市场的远飏、虚脱以及黑格尔哀叹的西方伟大艺术的沉沦，已经证明了西方艺术管理及艺术哲学欠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自中国的理脉则容易见出艺术世界延绵运转的定常律则。
所谓中国的理脉，主要是儒家重视德性生命、天理人情的常道思想。“常道”也即恒常不变的道理，这些道理我们很容易想到“亲亲尊尊”、“五常六情”、“内圣外王”、“礼乐之教”，但没有如此简单。以儒家为主、道释相辅的精髓思想，无处不有“常道”的性格。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局限于伦常性情来解释艺术世界的四大表现和三次递转，更不能用例举的办法，象开账单一样将艺术世界的四大表现和三次递转变为圣人语录的注脚，否则就太教条了。中国的理脉极为圆通、灵活且十分亲近，在解释艺术世界的运转机制上丝毫不显生硬，融汇贯通也不见阻碍，但理解不透，用得不好，就显得牵强造作，有卖弄“国学”之嫌。
那么，什么是艺术世界的“常道”呢？扼要地讲，在湛然明澈的内蕴表现一端，是合仪的真理、气韵、仁义、爱或慈悲；在落实于人心的作用表现一端，是感通、施化、润泽和美善真；在丰富多样的运用表现一端，是顺性起用、显明涖众、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艺术市场的架构表现一端，外在是德化的治道，概念地说，也即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内在则是克己复礼（克己是指克抑商贾的贼性和小人的邪妄；复礼不是服从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秩序，而是“重本崇德而敬其上”），以及责任担当，天下归仁；在艺术管理一端，则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物各付物（即就物性而顺成），让开散开（即驱逐意图吊挂客体以从己的贪欲和权欲）。以上“常道”既可不违，也不可弃，违则邪矣，弃则乱矣。所以，我们必须与常道接上。接上则“无往而不得其贯通”，接不上非要走歪路，则“无往而不多所牴牾”。如今学界有关艺术市场和艺术管理的许多论述令人深感浮浅，左右支拙，即与“常道”背离，未能圆转顺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