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时代呼唤中国管理哲学，时代需要中国管理哲学。那么，如何研究中国管理哲学呢？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时代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在热烈地探讨这一问题。而要回答这一时代课题，我认为必须解决三个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三是如何科学地建构中国管理哲学。实际上，这是三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问题。
一、重点那个过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说到底是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从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确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约尔了。他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赫伯特。A·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穆尼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过程。”西方理论界对管理虽有各种界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中国管理学对象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中国管理哲学所谓的“人”，不只是指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还是指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高度来立论的。孔子曰：“政者，正也。”“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就是强调经理人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经理人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管理。“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道”，又讲“艺（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佛学如同儒学一样，虽不反对法治、人治，甚至无为而治，但它首先要求的是对管理主体的管理。台湾星云法师在《老二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他认为“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佛学的管理学，“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觉的管理、自知的管理。”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谓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修养使自己具备高尚品格，要求管理主体在人格上要具有“无为”的内在品质。只有内在地具有“无为”品格，才能在经营管理上有效地实施“无为而治”。在这里，“无为”之体与“无为”之用，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由上可知，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首先要管好自己，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特定的本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的管理观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就势必会忽视中国历来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在管理场中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
基于上述中国人对管理哲学对象的特殊理解，在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范围上，我认为主要包括有两方面：一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主要的研究资料是什么。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管理主体、管理模式和手段、管理境界。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真人人格，兵家的“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的崇高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管理模式和手段，从管理哲学上看，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在管理模式和手段上，西方人偏重于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而中国人则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外，还有比西方更加丰富多彩的管理内涵。
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
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
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
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
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二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三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
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如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是说，经理人只要实施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管理境界。《老子》十七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即以道治国，从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只是感到君主的存在而无爱恶恩怨于君主。这是道家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孙子通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仁德，做到“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管理境界。
从资料层面看，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分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外延极为广泛。
从理论层面看，不仅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之道和管理思想，诸如先秦的“九流十家”及历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管理着作（特别是先秦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和法家等），而且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也蕴涵有丰富的管理思想，诸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洪应明的《菜根谭》等。不但在中国历代史书（如二十四史，特别前四史）和兵书（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有精湛的管理思想，而且在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和明清笔记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等。
从实践层面看，不仅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蠡、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和20世纪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而且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如北京的“联想”、山东的“海尔”、内蒙的“蒙牛”、大连的“万达”、四川的“恩威”等），也有其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总结。
在构建管理哲学的过程中，中国人必须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这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三、如何科学地建构中国管理哲学
三研究中国管理哲学，除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外，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研究管理哲学，就必须虚心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但是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有的人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框架，塞进中国的哲学名句和管理案例，就把它错误地说成是中国管理哲学。以西方管理模式来研究中国管理哲学，多次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研究方法上，只能走“综合创新”之路。所谓“综合创新”之路，即是“以我为主，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自成一家”。“以我为主”，就是从中国现代的国情、民情出发，尽快地研究适合于中国现代国情、民情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这是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熔铸古今”，就是必须抛弃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文化管理资源：“会通中西”，就是必须善于从西方管理学中吸取适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营养，力戒盲目的排外主义。只有在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管理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起“自成一家”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在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上，除了走“综合创新”之路外，还必须学会正确运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所谓“经典现代诠释法”，就是研究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出发，带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问题意识”，去发掘、辨别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何者是精华、何者是糟粕。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既是检验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客观标准，又是推动中国现代管理哲学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管理哲学的历史命运，主要是根据它满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我们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的呼唤和现代社会的挑战，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探寻富有现代基因的文化资源，努力寻找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把哲学原典与现代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绝非是简单地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寻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圣贤之书，同中国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需要，加以现代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以研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使之成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
在普通人的眼里，中国管理哲学是一门“玄学”，令人生畏。其实，哲学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中，我们必须让哲学从少数人的神圣殿堂走向实践，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努力做到“深入浅出”。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文字表达上，力求通俗易懂，既有生动的历史故事，也有典型的中国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