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着《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据说挺吸引企业管理层的“眼球”。有学者说,这本书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特有意思!而企业CEO则说,在我们的企业里,时下出现了类似资本家与无产者的矛盾,现在就缺一本关于中国管理哲学这样的书啊——怎么把企业的文化变成员工的文化!
果真如此神奇?中国管理哲学魅力何在?为此,《思想者》采访了该书作者葛荣晋教授。
《思想者》:很多企业家都发现:当自己的企业高速成长之后,自己却不能保证企业继续稳定发展。比如,光把西方的管理制度、流程、机制拿进来,却没有被雇员和员工所认同——雇员们觉得:老板是干什么的?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打工的,你就是在剥削我。员工和老板似乎很对立,在文化认同的“根”上无法对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葛荣晋:企业的主体是人,而员工和老板的关系是一个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也直接影响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所以,“以人为本”是21世纪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要求把企业员工“当人看”。企业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也是人。
企业是个大家庭,它由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价值观念的个人所构成。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既有不同的个人利益,也有不同的人生需求……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家应根据“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转换思维方式,理解和善待企业员工,做到企业内外、上下、左右协调一致,达到中国管理哲学提到的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思想者》: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修己治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正像《论语·颜渊》中所说的:首先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葛荣晋:是的。企业家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机器人”而是有情感、有智慧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企业家在“正人”之前首先要“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这在管理学上叫做“自我管理”。同时,企业家还要善于把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满足企业员工的期望,并把这种期望变成具体的目标,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企业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上下同欲者胜”,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思想者》:您的这本书,用以建构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是“正己正人”,请问它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
葛荣晋:我在这本书中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我所讲的中国管理哲学的“体”,是指“正己”,也就是管理主体的道德品格修养,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用”,是指“正人”,也就是管理手段和管理艺术。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套管理模式。在“无为而治”模式中,包含了道家的“顺其自然”,儒家的“修德于己”,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和“黄老”的“治大不治小”。在“有为而治”的模式中,则包括了儒家的“柔性管理”,法家的“刚性管理”和兵家的“智慧性管理”。
《思想者》:我们注意到,企业管理哲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到中国的,国内的出版物大都是“移花接木”,所以现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管理学着作很多。而最时髦的工商管理课程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体系,多是讲管理技巧、技术的,但是用中国哲学智慧让企业家来赚钱的书还很少见。您怎么想到要写一本以中国哲学为背景的管理哲学书呢?据说您用了十年时间来写,可如今的学人不少是“十小时磨一剑”啊!
葛荣晋: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明星企业的迅速消失,我就在想中国企业何以如此短命呢?
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管理不善所致。在中国企业管理的教学和培训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了两个不可忽视的恶果:一是西方管理多重“技(管理技艺)”而不重“道(哲学)”,不强调经理人内在素质的培养,是一种“管理主体缺位”的管理,这同中国的“正人先正己”的人本管理哲学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企业管理教学和培训中,讲的多是西方管理思想和西方案例分析,而对中国管理思想和成功案例则知之甚少,造成中式管理在世界管理学中的“失落”,培养出来的人只知“哈佛”不知“老祖宗”,顶多算是半个管理学家。于是,在我的脑海中产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
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不是简单地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寻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圣贤之书,同中国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同时,我还要结合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加以现代诠释,并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揭示和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使之成为推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这就需要我甘心忍受时间的凌辱。“十小时磨一剑”是不可能的。“十年磨一剑”还觉得时间短。在这里,我愿以孔子“欲速则不达”的名言,与青年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