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当下的精神危机与
思想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课题。思想建设之于中国现实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在于，思想建设是解决中国人当下精神危机的唯一方法。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现在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宗教，只有现代宗教与原始宗教之分。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瞿同祖：）。三千年前，中国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原始宗教式微，逐渐消失。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春秋时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甚至不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没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崇信佛法（梁武帝），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宗教。而佛教、道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和国内局势风谲云诡、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中国的这个传统，对于避免宗教冲突，减少国际对抗，实现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积极的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传统，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释、道为内核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获得一种平衡发展，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相应的目标，这两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原有的传统儒释道思想资源，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为，我们面对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仅仅凭借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因此，必须有新的思想创造，来回答当下人们提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就是这种直接切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思想。
思想缺失，对于个体是失去灵魂，对于国家是失去国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实际上也是痛苦的人生；没有国魂的国家，是虚弱的，外强中干，不可能强大。简单说，没有思想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河流中，思想问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源头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把精神生活过度清教化，思想与主义一体，“狠斗私字一闪念”。80年代以后，我们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又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源在思想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一个好坏问题，根源上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可以说涉及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我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正是生活在信念破产的时期，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决定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不同，是独特的文化和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与几千年的传统决裂，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也是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道路。
首先，从国家的政体和理念来说，当今欧美的政府，职能非常有限，没有管理国民的精神生活的职责和权限。它的这些职能是由教会承担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要求，一般也不会向政府提出。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把这些要求完全切割出来。因为，中国没有国家宗教。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由此建立的系统的文官制度，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历史意识惯性，与西方的国家理念相距甚远。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是短暂的，国家不统一，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陆游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而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没有统一，美国也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基本没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原属同一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成为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当今的中国人既有自由平等的要求，也有孝敬父母以及家族血亲的观念。从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甚至很多贪官受贿，多半也是为子女着想。至于已经发财致富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子女问题，而没有子女，或没有男孩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一般把家庭、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个人的利益，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思想差距很大。这些问题用西方的观念，包括基督教的观念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中国的国家体制、法治思想、政治观念，都不能从西方照搬，也不能从中国古代直接获取，必须有新的创造，需要整合西方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创造。而制度、观念创造的前提，就是思想创造。
由于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社会风俗习惯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建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从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人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无论是马克思说的追求财富的贪婪，还是韦伯说的新教的精神，这些与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和气生财”的理念都很不相同。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贩卖黑奴这样的罪恶历史（现在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事件正是背离传统，值得我们深思）。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也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有巨大的差异。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生活在传统与文化之中的。例如，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裙带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就会有巨大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而且，马克思、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西方社会体制，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它的顽症。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崩盘，震荡的烈度与深度越大。2008年金融海啸的出现，让所有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世界未来的经济问题仍然是个巨大的谜团和困惑。因此，仅仅跟在西方经济学家后面鹦鹉学舌，不仅不能回答世界经济问题，更不能回答中国的经济问题。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深刻思考民族思想深处的观念，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必要的前提。而这一切，也需要真正的理论创造。经济学的理论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谁也不能否认，、是真正的新思想的创造。
此外，还有科学的创造、发展问题。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过，中国至今还没有自然科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只是停留在模仿西方科学的阶段，而俄罗斯是有科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也是一种思想的创造。
科学源于对世界本源的探讨，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西方最高的博士学位，叫Ph.D，即哲学博士，道理也在这里。中国目前狭隘的科学追求其实是模仿。例如简单否定中医，就是出于对科学本身的不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如果没有自己的道路，就不可能走出模仿别人的窠臼。模仿别人永远达不到科学的最前沿，即使到达了，也不会往下走。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照搬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既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思想的创造。一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源于思想的创造。
如何实现思想的创造？
思想创造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极为重要。同时，思想创造也是非常困难之事。因为，思想是炒作不出来的，模仿不出来的，金钱买不来的，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帝王、君主让自己承担思想家的职责，甚至基督教的教皇也没有这样做。思想创造与科学创造一样，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奥林匹克比拼。科学创造实质上就是思想的创造。
因此，思想的创造不能指望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没有这个职责。也不能指望职业商人和社会其他从业人员。
在古代希腊，自由的奴隶主具有创造思想的可能。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是一些以思考为职业的人，如孔子、孟子、荀子等，董仲舒曾经“三年不窥园”，才有“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
现代大学出现以后，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一批以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但必须让他们自由创造，而不是按照指令批量生产。因此，政府对于大学的思想者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思想创造，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创造。即使是有些思想与政府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政府也不加以干涉。马克思应该算一个例子，虽然他不在大学。
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思想是体，宣传是用。没有思想，就无法宣传。没有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因此，思想家不是宣传官员。思想建设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不能让思想家写宣传小册子、政论文，当审查文艺作品的审查官，书报制度的检察官。
思想家有思想家的职责。例如美国的亨廷顿，他不是总统助理，也不是国务卿，他只是个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对于美国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任何官员所无法代替的。现在美国把对于伊斯兰世界敌对势力的打压放在第一位，这个政策超越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藩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的影子。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而思想创造的最大可能是来自大学。严格地说，思想创造是产生于真正的大学。如果政府把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大学的教授都把成为官员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这样的“大学”与思想创造绝对无缘。现在虽然每年中国大学都有很多“政绩”，其实有价值的东西不多，尤其从根本上进行创造的东西几近于无。
中国的大学现状如此，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应该严肃地想想：我们民族、国家的未来还会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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