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真正崛起必须依靠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管理哲学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倡导在继承和回归中国管理思想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希望整合和突破西方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逻辑思维、科学思维、哲学思维的历史局限和知识缺陷，建立起更符合人性伦理、社会发展和生命运动的自然本源的全息思维和管理模式。
什么是中国管理哲学，它和西方管理哲学相比有什么特点。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对于我们发扬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更好的吸收利用西方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管理哲学本质
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管理哲学的特质，必然要考虑到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巨大不同。不少学者对中西方的差别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概括中国哲学特点是“一天人”和“同真善”。所谓“一天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宇宙论思想的突出特色。他说：“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中国人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一方面表示自然事物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表示人类道德原则的自然依据。”所谓“同真善”，即“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管理哲学家甚为少有。”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范畴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他说：“中国管理哲学中的理性观念主要是指关于道德的认识能力作用，但也包括关于事物规律的认识作用或理解能力。在中国哲学中，作为事物规律的自然之理与作为道德准则的当然准则是合一的。”可见，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以求真为目的的思路是有明显区别的。
中西文化的不同也体现在对“管理”的理解上，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对管理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在西方古典管理学界，对管理做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说：“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注意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有“管理过程之父”之称的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不论是家庭、企业或企业）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美国的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美国的小詹姆斯.H.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彼得.F.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西方人对于管理定义的认识，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以上几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上述各种不同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管理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他们很少涉及管理主体自身的修为，把管理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技术，非常重视物质目标。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认为，要管理别人，管理家国天下，首先要“修己”，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管理是一个内外兼达的动态过程。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大多都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安人之学”，管理就是一个“修己安人”的历程。经理人修己，影响被经理人也修己，互动不已，达到“安人”的境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西方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管理哲学是一门“修己安人”的学问。这是和西方管理思想的最大的差别。这种“修己安人”之学，在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最能体现。
《论语·颜渊》篇里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非常重视管理主体的修养，经理人自身要不断的修养，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如果经理人自身都没有做好，是没有资格去管理别人的。自己做好了，才可能带动影响别人，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境界。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特别强调“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治国平天下要努力“修己”，“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发展国家经济方面，也强调“修己”，“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修己”和“安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道家虽然重视“无为”却是“有为的无为”，道家也重视主体修养，如老子在《道德经》三十三章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就要通过修养使自己具备高尚品格。对主体修养，老子提出了“涤除玄览”的方法，庄子则提出了“忘”和“化”两种功夫，通过这些方法修己，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后合与道，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修己”指管理主体对自身的管理，中国先哲非常强调对自身的要求，只有自己管好了才有资格管别人。“修己”是力求合于天道，体现了“一天人”的特点。“安人”是指自身管理好后的影响，包括对他人和社会形成影响的“他安”和对自己形成影响的“己安”。安人既是管理主体自身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过程，是实践和目的的统一，体现了“同真善”的特点。“修己安人”正是中国哲学特点“一天人”和“同真善”的体现。“修己安人”出自《论语·宪问》，笔者在本文所说的“修己安人”并不仅指儒家管理思想，也泛指有上述两特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由以上可见，传统的中国管理哲学即是“修己安人”之学，这是和西方管理思想的最大的差别。
二、中国管理哲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管理哲学由内到外，天人合一的“和谐管理“之道
西方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中国人把人放在宇宙中，人和宇宙是相通的，认为研究宇宙即是研究自己。以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
西方哲学家也研究整体问题，但整体作为一个哲学主题，只是他们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环节，而他们的视角还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尤其是近代科学诞生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是以分析主义、原子主义和还原主义为主要思维模式的。相反，整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诸种流派，大都坚持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到管理思想上即是这样一种特点：非常重视“修己”，进而由内到外，由“修己”而“安人”。“修己”和“安人”是互相影响不断互动的，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到《易经》成书时，整体地观察世界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这种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反映和显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思想视野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周易》将管理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统一的整体和过程，力求达到管理系统与管理外部环境以及组织内各部分和各状态之间的最佳和谐，把管理的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吴森在《情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出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Concern（关注），另一个就Wonder（想），他说：在Wonder的心境里，主体和客体是分立的，客体和主体间有一段距离。因为有了一段距离，客体对主体便有了一种招引的力量，招引主体去探究客体的自身。在主体探究客体的过程中……主体所追求的问题只有一个：它（客体）是什么？至于客体是否会对主体不利，是否有益世道人心，本身是美的还是丑的，这些问题，主体一概不管。只要能解答“客体是什么”这一问题，Wonder的历程已达到彼岸，客体不复是主体的对象，倘若主体尚有余兴时，便要别寻客体作对象了。在Concern的心境里，主体和客体不采取对立分明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主体不完全把客体当作客体。在此心境中，主体可能把客体当作共主体，有时亦把客体当作共客体……Concern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客体，而是整个环绕客体的整个相关的世界。
我们是Concern心理特别发达的民族，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经理人与被经理人是在互动甚至互换角色的动态过程中达到“和谐”。在这种状态下经理人与被经理人不是对立的状态，而是休戚与共、患难相扶。所以中国人不愿谈及“管”人，而是强调“领”人“带”人“化”人。正如《论语·颜渊》里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2．中国管理哲学“践形尽性“的实践观
我国先哲认为人生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天性和能力，全力无不尽，然后心可得安，这种精神，谓之“尽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看得十分明白其（孔子）学问不是外在事物知识之学，亦非某些哲学玄想，而是就在他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假若许可我们再多说一点，那便是力争上游，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立自如也。”这可以说是“尽性”。而“尽性”离不开“践形”，“践形”就是要在生活中去做去行动。“今人只知念书要多要熟，不知照书去实行，这像看熟了地图，知道各地的方位，没能亲临其境，又怎能看见真风景呢？又像念熟了菜谱，没有实际吃过，又哪能尝到真滋味呢？”中国哲人一直有重视实践的传统。
“践形”又是为了“尽性”“践形”“尽性”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是故儒家修学不在摒除人事，而要紧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锻炼，只有刻刻慎于当前，不离开现实生活一步，从“践形”中求所以尽性，唯下学乃可以上达。”16我国哲人寻求真理，贵在知行并重，所以我国哲学，并不能脱离其自身的躬行实践。我国哲人的哲学体系，在他们全部的人格中，表现在人生的过程上，而并不只在着作上。
“尽性”要通过“践形”来实现，“践形”就是在“尽性”两者是统一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要“尽性”，就要发展自己的天性和能力，就要“修己”；要“践形”，在生活中去行动，就要“安人”。所以这种践形尽性的观点反映到管理思想上，即有这样一种特点：“修己”即是“安人”，“安人”即是“修己”，“修己”是为了“安人”，“安人”也是在“修己”。这种思想对管理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对管理的终极目标的认识上，在“修己”“安人”的过程中，目的和行动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能时时刻刻明白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止步于追求外在的经济效益。而西方人将自己求于外，而“努力工作”的结果，寄望在外在的“成功”上，成功才有价值，否则便是白白“牺牲”。我国人则重心在内，但求问心无愧。经理人不能全然以成功与否来考评，而是鼓励竭己所能，问心无愧，尽人事，听天命。
“践形”“尽性”，对管理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重视“品德”。在对待“才”和“德”的关系中，我国传统思想十分重视德行，初学入德，之后才要有“才”。认为不明做人的道理，即失去根本，品格不好的人，宁可让他没有“才”，少做一些坏事。这一点和西方人的观点相比有较大的不同。
总之，东西方管理学有些根本的差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管理思想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就会忽视中国历来提倡和重视的“修己”的“自我管理”，势必造成管理主体在管理场中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中国管理哲学也有一些不合于时代，需要改进创新的地方，如果忽视这一点，那我们就会把中国管理哲学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