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常常强调要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经验，但在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制造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概念的倾向。如姜汝祥先生曾提出的市场政治家、战略经理人和国际化企业家概念，GE的六个西珂玛理论等，我这里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科学不先进，而是觉得这些想法太科学太先进了，以致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了一个个华丽的概念被陈列在高贵的展厅里，这种大肆制造概念的行为，忽略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中非常重要的融炼，往往造成“口惠而实不至”的尴尬。
消化、吸收的融炼机制缺位
今年5月14日，中国企业界英才欢聚北京，极力呼吁企业界的中国精神和新民族主义情结，其中有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者王波明，致力于将中国带向宽带网络的田溯宁，世界篝居住建筑潮流引入者张欣等等。这些孕育了中国千年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海归派”，似乎都尽情地发泄着自身观念、文化和思想上的空虚，深深地被子另传统经典文化和意识所震撼。张欣女士在回忆其5月3日浏览故宫时说，她在司空见惯的故宫风格上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建筑的美感，于是感慨：中国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国外的建筑风格呢？这一发现对张欣而言，只是一种中西文化在她思想上的一次碰撞，但这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缺乏消化吸收的融炼机制的弊端，这种机制的缺乏带来的是整个文化和观念的断层，以及这种断层所引发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混乱与教条化运作。
目前，大量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引进并没有与中国传统的经营管理精华融合在一起，而是形成了中国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两道风景线，一道是以张瑞敏和倪润峰为代表的带有很深民族情结并不断创新的成功企业家，另一道则是一批吸收西方经营管理理念精髓却不谙中国国情奥妙的激进的职业经理人。为何前者始终脚踏实地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而后者却一个人直在从激情满胸怀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希望与失望中徘徊？
首先，价值取向的偏激和自身两面三刀种思想的冲击使他们过度崇尚西方经营管理理念。张欣经过几年的商业经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依靠直觉来管理。”中国许多知名企业家在谈到自己如何决策成功时，都脱口而出是企业家的第六感觉。这种看似感性的东西，其实包含了许多理性的知识积累在里面，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一个问题——成功究竟从哪里来？许多公司大量引进的工商管理往往并没有为企业带来预想的收益，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工商管理被西方的思维给惯坏了，把它机械地搬到了中国这块不同质的土地上。接受过西方工商管理培训的职业经理人空降到中国企业中，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典型的西方式思维的环境，然后通过对环境的营造来给运作自己给企业开的药方，结果看似理顺的清晰结构运作起来却漏洞百出，最后不是改车易辙就是濒临下课。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在中国工商管理市场上可以算是一颗耀眼的明珠了，曾培养出许多实用的人才，但该学院的负责人还不无遗憾的说：“我们培养的只是企业中高层经理人，而离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的企业家当然需要后天的教育培训，但也少不了自身的禀赋。那些过多追求西方经典案例的工商管理，其本身还处在中西文化冲击和碰撞之中，自己还未进化完全，又如何担负起改造中国传统企业的重任？自认为穿上国外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的马甲，就已经从猴进化成了人，殊不知它的毛和尾巴都还没有褪去，脱了马甲还是毛猴一个。
其次，舍弃和歧视中国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和运作机制，致使他们看不到中国传统理念的精华。接受过西方理念洗涤的英才，始终用一种极为挑剔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的现状，他们提倡革新，担负着改革旧观念建立新观念的重任。然而角色的错位却把他们拉向教条主义的边缘。《走向共和》那种赋予历史人物现代观念的创意，虽引来不少非议，支队人某种意义上刻划着中国当前的现状——观念的争锋正歪曲着社会英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试图用现代西方文化去诠释中国国情，其本身就是一道败笔。毛泽东的土八路理论击溃王明的苏联模式冻是巧合或运气，而是毛泽东对中国当时国情的深刻分析的必然结果。
再者，缺乏对中国传统经营管理理念的反省。GE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中国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60年代飞速发展的日本，并没有刻意去复制美国管理经验，而是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柔道管理哲学，日本的聪明就在于他们把传统的柔道意念加以改造和发展，引入经营管理理念中来，延续了日本文化和观念，同时吸收了许多新的经营技巧。日本一位管理学者谈到日本的成功经验时曾说：大和民族是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我们成功得益于我们发掘了大和民族的优秀潜质。张朝阳在谈到自己如何在搜狐的经营中避免王志东的悲剧时说：我运用了太极功夫，以柔克刚。中国目前还缺乏一批挖掘传统文化管理精髓的管理才，大多数所谓的企业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研究不深或一知半解，对西方管理经营理念又流于表面，加速了中国现代经营管理理念的分化和裂变。
平衡的艺术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伟大的思想家和管理学家。我们在崇拜格林斯潘的时候，不防想一想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和现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赞扬杰克·韦尔奇时，不防把目光投向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张瑞敏缔造的海尔集团，决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张瑞敏曾创造过许多有本土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如激活休克鱼，快鱼吃慢鱼，SBU等等，然而，我们的企业界对此却视而不见，只在崇拜西方管理英才创下的“洋经”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挑剔着创造了中国经典案例的本土英才们的刺，仿佛他们就是土了掉渣的“刘姥姥”。也许这些中国英才离我们太近了，对我们太透明了，没有了那种神秘的感觉，反而让我们很容易轻视。
缔造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创造长虹奇迹的倪润峰，并不是那种封闭保守的教条主义和闭门造车的僵化派，而是深扎在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理念中，将两者结合，并着重于对“根文化”的吸收和融炼，他们不仅是观念的传播者，更是传统观念和新观念的再创造者与发扬光大者。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娴熟的平衡艺术。
大量的西方经营管理思潮涌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似乎只剩下了吸收的力量和勇气，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经验“搬运工”，却缺乏根深在骨子里的那种核心的中华特质的启动机制。那种从人家书本上和课堂中学来的西方理念有多少能成为我们在企业管理经营中潜质？在中国当前一大批企业英才在发扬中国精神和呼唤新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脆弱，以及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概念的忿闷，民族的脊梁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核心的动力，当西风越刮越劲时，我们体制的经济结构也在向西方倾斜，在这种形势下，缺乏民族文化底蕴支持的改革始终摆脱不了中国经济依靠政策拉动的被动局面，经济内需的增长动力始终面临着二元制经济的挑战，中国何时才能真正强大，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何时才能笑傲江湖，中国的企业家们该好好想一想了。
平衡的艺术我们许多人一直运用不好。大唐时的那种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赢来的经济繁荣昌盛，并不是靠吸收外国人的东西打造出来的，相反，大唐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去影响着当时的世界文化格局和意识形态，消化、吸收和融炼着当时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文化营养，而现在，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并没有落后，落后的只是我们的现代技术和对中华文明的错位观念，中药之瑰宝本是中华民族之正宗，却被日本和新加坡捷足先登，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对传统文明的怠慢？难道等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我们的文明嫁接过去之时，我们再“远涉重洋”去“虚心”地向洋老师们讨教吗？那时，恐怕我们学到的只是一堆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古代圣贤的教义，有的人于是顿悟：“反反复复才发觉，最好的其实一直在身边”；有的人则整日恶补外文，以为去了西天得了真经而沾沾沾自喜。
用平衡的艺术运审视我们对西方经营管理理念的融炼，这是我们必须提倡的，这并不是排斥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而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应该在自己的根上，不能舍本逐末，舍近求远，更不能抛弃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瑰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优势拣起来，而让几千年曾荣耀八方的华夏文明成为一片荒芜的沙漠呢？过分依赖别人的东西，会让我们学会偷懒和盲从，会丧失发现新事物的能力与勇气，中国的技术可能暂时会落后于西方，但这是有多方面的历史和环境的原因的，而西方的技术和经验有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凝聚了华人的智慧，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为这些能力的施展与发挥创造好的条件。
建立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融炼机制，最主要是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体现本土特色的、最易为自己所理解和运用的新理念，增强传统文明内在驱动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