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企业要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除了发挥其内在优势，还要抓住机遇，利用和发挥外在优势。而要发挥外在优势，就必须将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同国际接轨，使之纳入国际轨道。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只有将内外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新的优势，日益向现代化迈进。因此，将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同国际接轨是全面发挥我国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从东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历史发展看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性
经过改革开放风雨的洗涤，现在绝大多数同志都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经济管理是很有必要的，但对能否学习西方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和方法却感到困惑。其实只要回顾历史的变革，展望世界的变化，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与繁荣同伴，封闭与贫穷相依。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长安是中国最早的国际性大都市，其繁荣之因就在善于吸取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后来，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从鸦片战争开始，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或欺负过我们，中华民族深受苦难和耻辱。近代一些有识之士把眼光从中国扩展到世界，并不断深化。开始提倡学习西方的“求富”之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他们通过，研究西学，认识到治国之首在于制”，借鉴外国制度才是“富国之本”，“引导国人，知其所取法”。新中国的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参与国际竞争提到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觉醒，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迈入稳健、快速发展的坦途。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
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在近代尤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分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企业、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企业、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事实也是这样，弹丸之地的香港，居民98%是华人，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并且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中西文化在这里汇合、碰撞、交流，通过海外文化的薰陶，香港人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兼有西方人的开朗务实、灵活善变的气质，创新开放的心态，自觉参与竞争的精神。尽管香港进步与落后、文明与丑陋交织在一起，但它把世界各地的文化风采尽收眼底。文化的互相渗透，不仅没有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而且注入了新的活力。小香港变成国际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不仅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而且在企业架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公务员制度、廉政制度和商业税制等方面都给国内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可见文化融合是有好处的。各种管理制度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也是一种文化，其中有些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只要有利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就是通用的、值得借鉴的。
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制度与法制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推翻封建制度的胜利果实，不能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定，应该看到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何况国外几十亿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出来许多新的文化，高度的物质文明必然给高度的精神文明创造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生活、发展和创造，才能立足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应敢于和善于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充实自己，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它学到手，并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收了人类优秀文明的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进步思想，才成为科学。资产阶级也是吸收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成果，建立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同理，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才能优越于资本主义。因此，我们要全面继承和发扬人类的文明成果，不能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为地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应克服阶级偏见，大胆地吸收世界各国的新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恩格斯说过，启蒙学者“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这就是说，有许多精神财富为人类共同所有，先进的管理体制、规则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列宁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机关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当有人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建成社会主义，他批评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因此，他明确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1923年他还强调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学习，并决定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法国或英国等国家去收集书籍，研究“关于组织一般劳动和组织公共行政管理”的问题。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后来他还说过：“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二、从广东经济腾飞看公共行政管理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
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的巨大成就，提示了一条真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财富增强的幅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高度，与经济国际化的程度是同步的，哪里经济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哪里经济就会越搞越活，人民生活就越来越富。广东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225.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6倍，平均递增13.9%；财政收入达346.56亿元，平均递增15.6%。1993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农业产值增长1.7倍，工业总产值增长16.4%倍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三大产业比例由1978年的30：46：24调整为1993年的18：50：32，基本上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过渡。广东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就在于她走经济国际化之路，把整个经济逐步纳入国际轨道，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首先是广东市场体系最早与香港对接，不断提升国际化贸易水平。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经过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调放结合，以放为主→调、放、管结合，以管为主三大阶段，逐步减少国家计划定价以及各级企业的价格管理，不断缩小境内价格与国外产品价格的差距，省内产品价格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而波动，建立起适应国际竞争的市场价格体制，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国家指导价、国家定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价格体制模式，符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与此同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从传统的保护本省工业转向运用国际通用的产业保护法扩大本省市场，使广货畅通天下。
综上所述，我们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促使公共行政管理与国际接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