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一、问题的缘起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产生、演变与传播，与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以至于德国学者韦伯对道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影响甚为广泛。韦伯对道教的研究，从属于其宗教社会学的问题设定：为什么中国同印度与伊斯兰世界一样，没有造就出近代资本主义。由于韦伯的结论是一个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中国虽然曾经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终究没有自主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韦伯的研究重点便在于寻找儒教与道教中的哪些观念，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即道教信仰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道教的价值中立的全面分析；而道教作为一种思想来源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如果简单地抽离出若干观念对其进行解析，不同的学者往往可以找到相反的证据来否定彼此的结论。
基于“中国传统治道”研究的视域，对道教的信仰观念的管理哲学内涵进行分析，并不预设这些观念促进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判定。
二、“道”信仰：神秘主义的管理哲学内涵
“道”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韦伯认为道教的“道”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他通过“类型学”分析，认为宗教神秘主义包括“遁世神秘主义”与“世俗神秘主义”两种形态。前者是通过冥想的方式获得终极救赎，并认为世俗行为只能危及这种救赎，因而是“出世的”；后者则主张在世俗中顺应世俗的秩序，采纳一种混迹尘世的“宗教隐匿方式”。如果依据这个逻辑，神秘主义的“道”信仰，便不可能具有积极的管理哲学内涵。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道教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历史事实：如北魏北天师道首领寇谦之，积极参与了北魏政权许多军政大事的决策。寇谦之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南朝道教领袖陶弘景与南齐荆州刺史萧衍素有旧交，及萧衍称帝，陶弘景援引图谶以“梁”为应运之符，为萧衍采纳，定为国号。萧衍对陶弘景礼遇甚厚，“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主政者问政于著名道士或道教领袖的事例也不在少数。这些事例亦能表明，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事实上发挥了某种“佐时理化、助国扶命”的治道功能。用现代管理哲学内涵的术语来说，即战略管理哲学内涵和决策咨询的功能。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战略管理”、“决策咨询”的功能又是如何得以发挥的呢？笔者认为，大致存在以下三个功能机制：
首先，从“道”信仰本身的性质来看，道教信仰者普遍认可“道”是一种本源性的真实存在，它是现象世界得以存在和展现其意义的根源。道教“三一论”明确阐明了这一观念。如晋代道士葛洪认为“道起于一”，作为宇宙本源的道体“一”或“太一”，在世界万有的衍生过程中向下落实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分殊为“三”，故曰“三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认了道，就获得了驾驭、管理哲学内涵世界万有的原则和方法，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同时，由于道是整体性的“真相”或“真理”，它超越并统摄社会职业领域、专业知识的分途，这使得基于道信仰的战略管理、决策咨询功能得以可能。
其次，从咨询者的角色心理来看，他在制定管理哲学内涵战略或决策时需要获得心理“支持”，以克服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管理本质上就是对“未来”的管理；而所谓“决策”，则是一种对有关事物未来状态的描述，同时又是选定一种未来状态作为最佳点和应当采取的行为方案，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神仙”信仰：“祈福消灾”背后的管理哲学内涵
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神灵仙真的存在与“学以致仙”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支撑观念。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基督教新教的“除魅”，将笃信上帝的生活方式和理性手段结合了起来，而加尔文宗等新教派的“选民说”、“天职说”、“责任伦理”与“禁欲主义”，便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道教徒缺乏西方清教徒那种受宗教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然而事实上，通过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其不可忽视的管理哲学内涵：
首先，道教神仙谱系的构成，具有明确的道德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对各道派崇拜的神灵们进行整合。如南梁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以“元始天尊”为至上神，将近七百名神灵按从天宫到地府的次序排列为七个等级。神灵的存在，构成赏善罚恶的主宰力量，而《真灵位业图》中设定的酆都阴曹地府无疑是对世间的罪恶的一种威慑；另一方面，葛玄、魏华存、张道陵等修炼成仙的仙真则象征着对人间一切善行与虔诚必得福报的承诺。
其次，道教的戒律体系具有(道德)行为塑造的功能。许多戒律性质的道经，以神的谕令形式出现。如《太上大道玉清经？本起品》托言元始天尊：“天尊告曰：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者，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第三戒者，不得反逆君主，谋害家国。”
对于立志求长生的信徒，道教戒律也制定了相应的道德规定，认为行仁积善乃是成仙“得道”的必要条件。
第三，道教“职能神”或“行业神”信仰所发挥的治道功能。由于道教对于民间宗教中的神灵持宽容的态度，这使得道教的神灵谱系中，出现了许多“职能神”或“行业神”，如财神、文曲星君、妈祖、关圣帝君等。
上文中孙嘉淦认为道教神灵信仰对于诸商的意义，与韦伯所分析的新教徒信仰上帝所产生的作用非常类似。但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并没有能够像基督教那样成为支配性的社会主流信仰，儒教与佛教的制衡，使得道教无法在世俗中培育出足够数量的以道教为唯一信仰的信徒。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与基督教新教无法构成对称的比较关系。
四、生命崇拜：“利生”原则的管理哲学内涵
生命崇拜是道教基本信仰结构中的另一基本要素。道教的“生道合一”论又将生命的内在本质说成是“道”，《太上老君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这就把生命视作无限而永恒存在的本根之“道”的固有属性和呈现形式；生道相守，则生命形式的绝对性便获得了本体论的支撑。
道教生命观念的管理哲学内涵，尚不止于此。以被道教奉为经典的《庄子》书为例。《庄子》书中描述了许多得道匠人的形象，如《养生主》篇中的“庖丁解牛”，《达生》篇的“佝偻承蜩”、“梓庆削”等。《庄子》书中对这些工匠精湛技艺的赞赏态度，是与儒家的一个重要差异。在这里，世俗职业生涯亦被肯定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之一，技艺本身被视作“道”的载体与表达方式，工匠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因此具有了宗教意义，使得世俗职业行为摆脱了纯粹功利动机的束缚，将人们的职业生涯升华为一种具有内在超越价值的生存方式，这对于培育严谨、精益求精、自我承诺等敬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可谓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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