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著名的铁路电气化、自动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泉近日表示，恶意炒作“7.23”动车事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本来我国在去年可以做到8000公里的轨道，结果因为这一炒作，正在开工的全部停工了，有十几个国家要引进中国高铁技术，结果合同全部停止了。”
钱院士对中国高铁的拳拳之心，我们不必怀疑。同样不必怀疑的是，国内外都有强大的敌视中国高铁的黑暗势力，他们力图借这次事故重挫中国高铁。“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他们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一心要把中国高铁抹黑成技术不成熟的“政治早产儿”。钱院士披露的事实表明，他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不过，在肯定这些敌视高铁的力量存在的同时，笔者也必须指出，恶意炒作“7.23”动车事故的图谋之所以能够得逞，和铁道部在处理这起突如其来的公关危机时应对失当也有很大关系。铁道部对整个事故的处理方式，依旧沿袭了传统的处理原则。但是，铁道部没有认识到，现在“媒体江湖”已经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江湖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已经不能完全主导舆论的走向和公众的情绪了，网络论坛、博客等媒体尤其是微博，才真正掀起了舆论的惊涛骇浪
首先，在报道时效性上，微博几乎一直是在进行同步直播。事故刚刚发生10分钟，微博账号为“羊圈圈羊”的博主就通过手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求救！动车D301现在脱轨在距离温州南站不远处！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而大部分传统媒体在事故发生第二天才正式进行了报道。此后，在整个救援过程中，微博一直在同步报道事件的进展，持续性地为传统媒体提供第一手的报道资料。
其次，微博决定了“7.23”动车事故舆论报道的议题与角度。事故发生后，微博首先开始迅速传递求救与求助的正面信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事故原因不明竟将出事车头掩埋、停止救援开始破拆车身、强调已没有生命迹象后又救出了小伊伊等一系列内容。公众的情绪也逐渐从关注事故乘客的命运，转向了质疑、愤怒、谴责，把舆情彻底导向了负面、激愤的方向。
第三，微博快速传递并放大了外国媒体对于此次事故的负面报道，并进一步影响了国内舆情。如日本媒体强烈质疑在没有查明事故原因的情况下，迅速恢复通车，认为这是非常危险与不负责任的，同时质疑中国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将事故列车掩埋的举动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性。日本是中国高铁的主要竞争对手，对中国高铁后来居上一直耿耿于怀。其恶意挑剔的心理不言而喻，质疑也确实强烈影响了国内舆情的走向。
第四，微博使加“V”认证的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得以聚焦并放大。在本次事故的救援过程中，大量的演艺明星、媒体名人、企业高管等对微博直播的事故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转发与评论。他们通常都拥有巨量“粉丝”，因此他们的声音具有极大地影响力与号召力，进一步影响了民意与整体舆论的走向。
最后，微博成为公众情绪聚集、发酵、宣泄的重要渠道。网民对于铁道部灾后救援、处理的不满衍生成了大量恶搞的内容，这些内容又在微博阵地中大量地被转发、强化，进一步塑造了民意，导致铁道部在此次事故处理中，舆情一度处于失控的状态。
无疑，民营企业家铁道部在面对微博时代舆论生态的巨大变化时毫无准备，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
一是主要沟通渠道缺位，鸡同鸭讲，各说各话。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微博已成为大多数公众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讨论交流和抒发情绪的主阵地。但民营企业家铁道部始终没有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这种状况导致在公众在迫切希望了解事故真相时，却找不到民营企业家铁道部的官方信息。
二是违背了在重大危机期间，需要与公众及时、持续沟通的原则。民营企业家铁道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于事故发生后26个小时才进行，随后四天再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公众对破拆车身、掩埋车头这些处理工作所产生的大量疑问得不到及时的解答，于是各种猜测、谣言开始泛滥。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不满情绪也大范围滋生。直到7月29号，民营企业家铁道部才通过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再次发布了一些信息。但为时已晚，公众的质疑、不满、愤怒等情绪早已被激化。
三是新闻发言人无法适应微博时代的要求。民营企业家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谈到列车头掩埋原因时，说出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种“神逻辑”话语，试图用这种他自认为是诙谐的语言，拉近与媒体的距离，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作为民营企业家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在面对重大伤亡事故时，需要他以足够权威的姿态给公众以信心，并表现出沉痛的悲悯之心。但王勇平的“特色”发言却没有做到这两点，并且意外地激发了网民集体创作的热情。王勇平被封为“逻辑帝”，更加衍生出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高铁体”，在微博中出现了大量的恶搞内容。这种使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起到解惑、缓解公众焦虑情绪的作用，而且火上浇油，甚至犯了众怒。
其实，纵观“7.23”动车事故舆情危机的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民营企业家铁道部一直是在按照以往传统的“成功经验”来处理危机的，但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使整个舆情环境与民意表达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民营企业家铁道部这样一个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政经合一的巨型民营企业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之，从民营企业家铁道部处理“7.23”动车事故所造成的公关危机上的失败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来看，由于微博的兴起，我国的舆情环境、传播渠道、应对技巧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在新时期也必须采取新的危机管理手段和处理方式，否则就会给自身乃至国家利益带来不必要的，有时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