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这个二十世纪的伟大创新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存活并继续繁荣下去?有证据显示:可能不行。“现代”管理方式正在接近衰亡。
企业领袖往往将自己标榜为自由市场的领跑者,但事实上,企业本身就是用来规避市场的产物。正因为有企业的存在,成千上万个住在不同地方、掌握不能技能的人才能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复杂工作,如制造汽车、提供全国范围的电话服务等等。
在世界格局相对简单的1776年,亚当?斯密(AdamSmith)写下了经典巨着《国富论》(WealthofNations),阐明个人利己行为的相互融合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一百年之后,产业革命的兴起让斯密的观点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为了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人们需要一种人员组织和资源调配的新型方式。因此,置于现代管理学之下的企业应运而生──这是解决产业时代核心问题的答案所在。
然而,近年来,绝大多数最杰出的现代管理学故事并不是企业成功的故事,而是现代经理人战胜企业的故事。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的杰克?韦尔奇(JackWelch)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企业缔造者,但即使是他,也一直在与大企业病顽强抗争。近几十年来一些偶像级的现代管理学大师,都以打破顽固的企业文化、绕过企业等级制度、简化企业组织架构、敢于变革并让大象起舞而获得人们的赞誉。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好的企业经理人已经站到了企业本身的对立面上。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企业越来越趋官僚化,而经理人也沾染上了官僚作风,他们看重的是让自己永远连任,近乎根深蒂固地拒绝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强化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而是排挤甚至抵制市场化。
精细管理的企业在应对日趋加速的市场变化时所存在的局限性是传统企业管理的弱点之一,而另一个弱点则是,企业起初的存在意义正在不断削弱。
这种言论有些令人眼花缭乱,应该说是夸大其词了。连最具幻想力的技术爱好者都很难想象通过“大规模协作”方式来制造一架波音787飞机。不过,大规模协作是无可争辩的大势所趋,而且这种变化正处于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交易成本也随之快速下降。因此,我们在上个世纪学到的关于管理大型企业的一切知识都需要认真地进行再思考。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和新的现代管理学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机遇,这将成为我们能否处理好二十一世纪趋势变化所带来的残酷挑战的契机所在。
谷歌一直在尝试通过“20%”规则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公司的每个工程师都允许将20%的时间用在除正常工作职责之外的谷歌相关项目。谷歌表示,这一政策有助于其研发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如谷歌新闻(GoogleNews)等。由于工程师不需要相互竞争来获取资金,谷歌的这种做法并不具备真正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也还没有自我证明这是一个增加额外利润的有效方法,但确实能让新想法获得一定的关注。
管理新形态必须将创业者身上更普遍具备的那种激情、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灌输到员工身上,必须尽可能地将权力和决策责任赋予给组织的基层,而不是集中在高层手中。传统的官僚化组织架构应该被一种更类似于特别项目小组的机制所取代,这种模式能化零为整,聚拢所需要的人解决某个项目,然后又重新打散,化整为零。总部位于北卡罗来那州的非上市公司美国SAS软件研究所(SASInstituteInc.)将巨资投入到产品研发以及员工福利上面,从在岗免费医疗,老年护理到按摩治疗,不一而足。这种做法经常被人称为探索管理新形态的一种尝试举措,公司也因此获得美誉,不但成为创新产品的发源地,也被视为一个适合工作的好地方。
二十世纪的企业能否演变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组织?这并非易事。“创新者的窘境”不但适用于技术,也适用于管理。现在是找出答案的时候了,陈旧的管理模式不会再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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