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近来，由于人社部的有关人员一再提起延迟退休是所谓的“必然趋势”，以清华大学专家团队为代表的养老改革研究机构又给出了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养老改革方案，引发了社会围观和民意的强烈不满。当今社保研究界中公开反对人社部延迟退休思路的中国社科院唐钧研究员，在本刊的专访中谈及了他对延迟退休与养老改革的思考。
只见懂经济，不见懂社会
几年来的公开民调早已经反映出绝大多数公众对延迟退休是非常反对的，不仅是企业发展部门的就业者，多数普通事业单位人员和普通公务员也是反对的，更不用说众多在自交养老保费的小个体户和下岗失业者。但现在人社部有关人员和某些研究机构却在利用“养老改革”名义，希望用所谓的“改革方案”强推延迟退休，有人担心这样的改革是在为体制内不愿退休的官僚谋取特殊利益。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延退”或“延领”的方案出台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在作出社会领域或曰与民生相关的决策时，“经济理性过甚，企业发展人文关怀欠缺”。在地方企业换届时，媒体常常欢呼新任领导是“懂经济的”，但你见过有一位是“懂社会的”吗?我们常说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企业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畸轻畸重，可能其后果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改革以来，我们已有很多教训。
就业压力乃最大
有言论说延迟退休可让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力资本继续得到利用，但是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人中，市场对其人力资本有需求的只是极少数，并且现在的退休制并没有阻拦这一小部分人力在就业市场获得各种形式的再聘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就业者，女性50岁、男性60岁后，在就业市场上就已无企业发展再聘用，绝大多数企业发展倾向于雇佣年轻员工代替年老员工。现在的退休年龄，正是被大多数雇主方确定为老龄冗员、不再继续雇佣的年龄。如果要延迟退休，50岁以上女性和60岁以上男性将成为庞大的失业无收入群体，企业发展这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企业和社会是否能承受得了?
唐钧：首先纠正一下，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就会进入一个“就业困难期”。
因为劳动时间特别长、劳动强度特别大的“特殊国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一般男性到了50岁，女性到了40岁，就感到力不从心了;企业发展无疑是利润至上的，要靠劳动者的新陈代谢来维持效率，企业发展工人一旦手脚慢了，就不受待见了;而地方企业的政绩和财政都要靠企业发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地方企业、单位和劳动者三方利益是一致的。事业单位里，现在医生、教师，也是“压力山大”，年龄大了身体就吃不消，所以“延退”也绝对不会是他们的选项。这也就是在中国，90%的人反对“延退”的事实真相。
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也就是一回事。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估计要占70%。如果“退休”了却不能领取养老金，那么在“领取养老金”的“等候期”，这些“退休人员”以什么为生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不会缺乏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逐渐减少，但这样的发展趋势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趋势是相适应的。但一般说来，可以预计，后者的发展趋势会快于前者。所以，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就业问题，尤其是年青人的就业问题，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老的都不退休，年青人怎么办?今后几十年中，就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就业压力远远超过老龄化的压力，切不可掉以轻心。
养老无关“几人养几人”
还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迟退休年龄，但他们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雇主方对50多岁的就业者或者求职者没有歧视，如果不是企业发展破产或者亏损，往往都是终身雇佣制，而且他们的失业保障是非常完备的，在西欧，失业者领取住房补贴和生活津贴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直到找到工作为止，企业发展对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但是在中国，根据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和规模化的要求，未来30年企业发展还会有几亿的农业过剩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就业压力和失业保障压力巨大的阶段，企业发展简单拿发达国家延退来做借口，是不是在选择性地回避根本差异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