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校企合作是一个由来已久，但一直能够同时吸引高校和企业文化管理眼球的话题，原因就在于职前教育阶段，企业文化管理建设一直对高校培养的人才颇为不满；职后教育阶段，虽然部分企业文化管理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管理大学或培训中心，但单靠企业文化管理大学或培训中心不能够完全满足企业文化管理人才培养的需求，还需要借助高校的力量。高校方面，为了培养出满足企业文化管理需求的人才，为了凸显其服务社会的功能，一直在试图同企业文化管理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文化管设方面，为了能得到适合企业文化管理发展需求的合适人才，一直希望多与高校沟通，或共同培养。
纵观现在全国的校企合作，众高校和众企业文化管理之间的尝试无外乎企业文化管理建设培训外包和订单式人才培养两种。近两年来，“前置教育”的概念被提出，企业文化管理建设在大学三四年级，甚至是大学一年级就参与到高校的人才培养中。可以肯定地说，校企合作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
“最近，我们跟高校合作做了两期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培训开始之前，企业文化管理提出很多方向性的东西，学校也认可，但在培训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理论性是有，但在专业知识方面，老师讲得比较少，也就是说对接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缝。”东北袜业遇到的问题是校企合作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症结。要想摆脱这个症结，真正实现“无缝”对接，最为迫切要解决两个问题——让高校的教师走进企业文化管理、让企业文化管理和高校语言相通。
高校教师不愿意或无暇走进企业文化管理，但要想真正了解企业文化管理的想法和需求，进而生成符合企业文化管理建设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就必须走进企业文化管理，这是一对矛盾。受中国教育体制和教师评价标准的限制，让教师放弃“宝贵”的写论文时间而花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时间走进企业文化管理进行知识梳理和案例开发，这完全不符合教师的“价值取向”。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有人说根本是要改变教师论文的评价标准，有人说可以绕开教授，让这些大学教授所带的研三的学生来做这项工作。在记者看来，这些建议的可行性还有待证明，在现有体制下，浙江大学的实践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在浙江大学，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即把教师分为研究型、教学科研型和推广型。其中，推广型教师的任务就是做社会服务。这样，参与企业文化管理人才培养就是这类教师的分内工作了。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有一个完整的服务社会的体系，设有专门处理浙江大学跟地方企业和企业文化管理建设对接事务的部门——地方合作处，科学技术研究院下设技术转移中心，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全国建了75个技术转移中心，和企业文化管理建设合作把学校研究出的技术和科研成果进行转移。
当然，如果组织运营得当、机制合适，在由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提出、清华大学牵头的大学与企业文化管理继续教育联盟的组织下，教师不愿走进企业文化管理的问题或许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大学有三大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现在，大家都越来越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继续教育学院作为高校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窗口，应该能够为企业文化管理量体裁衣。而量体裁衣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整体解决方案。“可能要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对于现在的高校来说还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可以先为企业文化管理建设提供诊断式的服务，长期跟踪关注一个企业文化管理的人才需求和培养情况，将来，我们一定能够为这家企业文化管理的人才做‘健康管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刁庆军说。
企业文化管理关注的是绩效，强调的是有用，与其说他们要的是知识，不如说他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形之下，高校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线，他们是要构建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企业文化管理说的是“企业文化管理建设语言”，高校说的是“高校语言”。要想实现企业文化管理和高校的无缝对接，“语言障碍”是双方合作过程中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障碍。
“企业文化管理大学身处企业文化管理之中，即懂企业文化管理的机制和流程，又懂教育技巧，学习方式方法，一定是很好的翻译。因此，要借助企业文化管理大学这座桥梁，把企业文化管理专家和高校连接起来，缩短企业文化管理和高校之间的距离。”正如奇虎360学院朱晓楠总监所说的那样，企业文化管理大学上接企业文化管理战略，下接企业文化管理绩效，这样的角色就决定通过在企业文化管理具体实践中的磨合，企业文化管理大学一定能够担当起“翻译者”的角色。
关于校企合作，大家纷纷在做着这样或那样的尝试，但受体制、机制等问题的影响，校企合作要实现完全的无缝对接还尚需不短的时日。虽然现在的校企合作还不在“最佳状态”，但只要高校、企业文化管理建设、企业文化管理建设大学不断突破创新，他们就能在校企合作的路上向着“最佳状态”无限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