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因为工作需要，最近我和同事特意赶到上海，和媒体界一位领袖级人物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位人物，是我的老领导，常年研究中国企业，同时又具有中国典型知识分子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浓厚情怀。他的一个观点深深触动了我，就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驱动必须实现从经济驱动向文明牵引的转变。
这不是简单待在书斋里冥思得出的结果，而是与中国大量一流企业和企业家深入交流、深入观察当下中国政经走势后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深深触动我，也与我长年以来一个困惑有关。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经济动物”的视角去看待企业和企业家。传统社会对商人的认识更是如此。虽然我一直坚信，商业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础，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言，利己、言利好像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每当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时候，商人的自私自利总是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或者说，在为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负责人的清单上，总少不了商人。
我并不否认这里面的合理性。但我其实并不是想去论证商人的高尚，我真正的焦虑是，是否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企业和企业家的驱动力可以转到为民众造福、解决社会问题上。更进一步说，我们是否可以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企业是造福民众，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而企业家成为真正受人尊重的“财富英雄”。有朋友听罢我的想法，挖苦我说，何苦去当“穿草鞋的右派”呢？意思是，你就一个上班族，辛辛苦苦赚工资养家糊口的普通人，何必去为有钱人辩护呢！
挖苦让人不舒服，但也逼得我进一步思考，就是把问题设定得更准确到位：我们时代在发生哪些变化，正在“迫使”企业和企业家不得不来一次对经济驱动的超越。
在对创业活动和互联网企业的走访中，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变化。他们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关键是把事情做对，赚钱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什么是对的事情？他们也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痛点”。互联网思维说到底就是用户思维。也就是，能否实现价值创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未来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创造价值才能获得回报，这就是新时代的商业逻辑。
未来企业的成功之道已经变了，这种变化让我们离更健康的企业发展驱动模式越来越近了。
这次和老领导长谈，他就举了京东的例子：中国每一件商品从走出工厂大门，到达消费者手中，中间要搬运5到7次，泯灭了很多成本和时间。如果一家公司每销售100块钱，要为此付出15块钱的成本，而京东每100块钱销售额只付出8块钱搬运成本。别的公司库存周转天数大概是六七十天，而京东的库存周转天数只有30多天。传统零售商的SKU（库存量单位）大概只有1万到5万种，但是京东SKU数量是200万种，是前者的40到200倍，同时库存周转率只用传统零售商一半的时间。
你说，未来那种公司会赢？答案不言而喻——谁能通过压低供应链成本和提升供应链效率，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谁就会是赢家。
只要我们看看过去10余年时间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公司，自然垄断性质的不算，大都是新价值驱动下做起来的。比如阿里巴巴，有一个专门研究过阿里巴巴的财经作家和我交流时就提出这样的看法，阿里巴巴其实是一直围绕交易在做文章，最终是解决我们这个社会的商业交易模式和交易成本问题。我觉得这个观点的确有见地。
而在创业活动中体现的新价值驱动，之所以能够普遍发生，又与我们这个社会资本的充裕，创业风险的社会分摊机制的健全等有密切关系。这些新价值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对于传统企业形成了倒逼，到今天彻底演变成一种颠覆性的态势。10年前，当它们刚出现的时候，你还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今天已经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用我老领导的话说：传统供给模式正被自己的路径依赖和面对新需求的无视、无能、抗拒、畏惧所“杀死”。
其实，企业驱动力的这种演变，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多年前已经讲透了。他在“事业理论”的论述中说：一个没有事业理论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而没有灵魂的企业是难以胜出的企业。企业的永续经营不是靠某个人的直觉，而应建立在明确、简单、深刻的事业理论之上。一个清晰、一致和目标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无比强大的。比如1870年德意志银行创始时就确立了明确的事业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中用企业家融资的方式将停留在农业社会中的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起来。德意志银行历经1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屹立不倒。
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再次印证了德鲁克的睿智判断。那些正在遭受冲击的所谓传统企业，与其说会死于互联网之手，不如说会死于失去持续为消费者和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