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
全球化第三个特点,就是法制的全球化。第一,就是要有良法。没有良法,还不如没有法。良法的基础有两点:即管他之人为他所举,他纳之税为他所管。第二,是人民的法制意识要增加,对自由、对主权的理解要相对的整合。越是法制的时代,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主权越是受到限制;越是法制的国家,个人的自由越会相对减少。这些自由是指,随地吐痰的自由,闯红灯的自由,偷盗的自由,欺骗他人的自由等等。我国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从入世的第一天起,中国就庄严的承诺,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国家。在我国,从商是一只脚在商场,一只脚在牢房。因此,我们一定要养成“诚信”的观念。第三,就是要从我做起。法制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法外之人,包括我们的企业经理人,包括我们的领导人。守法,是企业执行力的一个表现,做违法的事情,那是万万不可的。在我国,法制化是任重而道远的,首先要有法制的观念,其次法制不能有任何例外和特权,这样才会走向一个法制化的新时代。可喜的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从上倒下,尽心尽职,一个真正的法制的新中国,出现在世界人的面前。中国人说到做到,所有的承诺都做到了。
全球化第四个特点,就是危机的全球化。记得本人给全球化下的定义中,提到全球化是以危机为推动力的。过去我总是在想,全球化可能是资本主义、是利益、是帝国主义来推动的,但我发觉,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点被动的接受全球化这个事实,而且全球化,让那些强国、大国也无可奈何,他们也是在被动的适应全球化。人类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正是这种聪明和智慧使人们感觉到了自身的无奈,使他们结成全球化的大潮的。那么我们面临哪些危机呢?从小危机看,是人类的自身不检点。大气层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等等。一个SRAS能够在四个月之内,污染30多个国家,这就是疾病的全球化。我们无法预测下次的疾病是什么,下一次的海啸什么时候爆发。所以人类必定要团结起来,最终走向公产社会。
中国曾是一头“睡狮”,虽然它一次又一次的被打醒,但是它一次又一次的昏睡过去,我们没有让世界真正震惊过一次,直到一代又一代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我们才终于在本世纪初认识到,复兴我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那就是以人为本,那就是求真务实,那就是尊重人权,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那就是改革,那就是开放,那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新中国。如果不这样的话,用我们伟大的改革总设计师的话说:“任何路,都是死路。”
(本文根据清华北京院领导力名家论坛第三期内容整理而成)
为了更好的探讨全球化问题,《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借此机会与何茂春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在一篇报道上看到您在入世前曾经说过,“入世对中国是有利而无一弊的”,您现在是否还坚持“入世无一弊”这个观点?
何茂春:我的原话是:“入世对中国是百利而无一弊”,十年前的观点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十年前只是推测,经过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这句话接近真理。“入世”对国家来说是有得有失,这是事实,对于企业来说,也可能是有得有失,但是得失不等于利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利就没有弊,有弊就没有利,这是不可以齐全的。因为,如果说“入世”有利有弊的话,那么不“入世”也肯定有利有弊,但是不“入世”对中国哪有利?所以,“入世”对中国没有弊,只有利。事实上“入世”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比过去空前的要好,购买力空前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也不断的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外贸、外资全面的取得成就,“入世”让中国人尝尽了对外贸易的甜头。因此,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您曾经说过“加入WTO将会为中国‘三农’利用外资提供广泛的机遇”,那么在加入WTO后的这几年,您认为中国农业有没有合理的运用外资?
何茂春:中国“三农”利用外资相当广泛。因为,外国来华的直接投资80%都在农村,这里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合作关系,这样的企业相当多。包括农村的服务业、工业,还有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利用外资也很多。高效的农业,农产品技术的引进,中国“三农”已经与国际接轨。入世以来,中国的农业出口增长了6%以上;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10%以上;中国的耕地减少了,但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
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农业不怕开放,就怕不开放,现在开放的还不够。但是对外开放和不保护、全面失控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既要开放又要保持秩序,对此,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您曾经说过“农民虽为国本,却从未有过国民待遇”,那么您认为要怎样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地位问题?
何茂春:在理念上,要彻底废除对农民歧视的观念。在法律上,要根据宪法规定,在法律面前,在竞争机会面前,给农民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最基本的人的待遇,最基本的权利。
《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现在企业并购事件频繁发生,但我国并购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您认为还应该怎样进一步的规范化?
何茂春:我们的法律虽完备,但不很完善。从并购的法律讲,产权交易的法律,民营企业家产权交易的法律,还有一些关于并购实施的法律都很完备了。但问题是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诚信的基础,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恢复一个全民的诚信经济,诚信理念和诚信的价值问题,这是一个长远的概念。
《清华北京院领导力评论》:现在中国的企业也正尝试着以并购的方式进行全球化,但是并不很顺利,像最先尝试的TCL和联想,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些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企业自身,还是中国的某些制度体系不适合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公司?
何茂春:并购不是单方面的胜利,也不是单方面的失败。并购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资本交易,中国企业迟早要参与国际的竞争,中国企业购买外国企业,应该说只是才刚开始的问题。像TCL和联想,就是个开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卖方看来,可能是把没有希望的产业或者是产业部门让出去,对他们可能赢的多一点,但是对于中方的企业来说也有好处,中方企业要积聚的扩大自己的实力,就必须要直接的扩大自己的资本、影响、还有信心等等的建立,参与收购就是一条捷径,至于收到的是不是好的、值钱的部分,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证,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今后我们的企业更要主动的参与并购,这样才会更快的进入国际市场。目前看来,他们的收购还处于一种双赢的阶段,只是我们还不适应西方市场经济的运做和管理。这些都不是企业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国家没有为企业提供一流的人才,我们的教育滞后,使得中国企业很难直接在国内获得一流的国际人才,从国际获得人才又代价太大,成本太高。所以,国家要大力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这是我们未来挑战国际的一项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