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本文出处：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一年，10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建议”。与“十五”及以前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的制定理念和经济改革思路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已经转变为“共同富裕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主题。回顾2005年，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领域实现了多种突破。
自主创新提到“战略”高度
10月12日，随着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世界的目光又再次聚焦到中国，我国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载人航天领域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一些重要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卓越创新能力。
而这距离6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庆典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仅仅四个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事实上，就在神舟六号发射的前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首次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建议》指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议》要求要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从“计划”到“规划”
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延续了五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这意味着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彻底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彻底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重大决策机制正在发生重要变革，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的民主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的转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促进。
这个变化表明了“十一五”规划“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既是对我们党新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在未来发展中的具体落实，同时也体现了党在新时期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
汇改出其不意
这多少有些意想不到。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条让全世界震动的消息：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自主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沟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的确，人民银行的声明是历史性的，它很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在之前，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由十几种主要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1994年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中国企业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措施。
可以说，中国的汇率制度在2005年有了令人振奋的“突破”。这“突破”的背后是一位被人称之为有“学者”风范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对于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他曾这样说过，汇率制度的改革，虽然对于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它调整的策略恰恰是督促国内的企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加快升级换代，最后自然会惠及百姓。
“非公36条”破“垄”前行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非公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企业文件。自称“在市场夹缝中生存”的个体私营企业，属于中国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贷款难、受刁难多、承担风险能力弱，并一直被排斥在诸多行业之外。在此生存环境下，非公经济仍作出重大贡献：占GDP比重从1979年的不足1%提升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七成以上由其提供，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七成以上也在非公经济就业。“非公36条”的出台，意味着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被国有经济所垄断的行业，正式向个体私营企业敞开大门。不过，从各地的实际操作角度看，“非公36条”的落实依然存在明宽暗紧之担忧。
国有银行“变身”上市
2005年，是距离外资全面进入的“前奏年”，自然发生的事情比较多。在很多百姓还认为国有四大银行不可能有什么新变化的时候，建行、工行、中行不仅“变身”成立了各自的股份制公司，其中，建行更是率先在香港上市。很多股份制银行也在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内部机制改革等措施来争取上市之路。同时，农村信用社改革也稳步推进，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适合特点的改革。而这背后，是一个个银行自身的“突破”。
在原来，指望在国有银行得到“笑脸服务”简直不可想象。银行改革开始后，让百姓开始慢慢相信国有银行也可以提供人性化服务。
在原来，当人们一说到银行风险，首先想到的便是巨额的不良贷款。1995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四级分类为20%，1997年达到30%，1999年上升到近40%。此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停留在两位数上。银行改革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逐步“双降”。为此，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是改革带来了国有银行资产质的变化。”
在原来，股份制银行由于地域和经营业务的局限性，使得自身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银行改革后，股份制银行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企业框架和制度还拓展了自己的经营业务。
现在看来，2005年注定了是银行业自我“突破”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