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本文出处：市场报 作者：毛寿龙
很多人认为，由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未形成，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全球化不仅没有让中国的国内产业和内部市场受到冲击而崩溃，反而使中国的产业和市场更加富有竞争力：中国从轻纺织业受到冲击，转而成为轻纺织业的出口国；化妆品业、彩电业等受到冲击，现在中国成为国际竞争大国；最近几年，中国汽车业受到冲击最为猛烈，但中国汽车业反而开始走出国门，并且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汽车生产国。而中国的教育，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正在逐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中国给世界好像带来了挑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回应来自中国的全球化挑战：西班牙人开始烧温州的鞋；法国人开始袭击中国商人；欧盟和美国都要求中国限制纺织品出口，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进行反倾销；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能源全球战略保持警惕；很多国家提升食品安全标准，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等等。
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呢？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比如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农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的主体农业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尚未发展成高知识、高资金、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这导致中国农业面对全球化处于劣势的境地。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何给市场经济提供充足的立法资源，并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而不仅仅强化行政管制，包括环境管制等等，对行政化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如给财产权以充足的立法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保障，而不仅仅是行政资源的保障，就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激活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给市场经济提供充分的立法和司法的基础，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和企业，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在行为上是法治的，在职能上是有限的，在权力上是多中心的，在公共服务上是有效的。成功的企业自身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势必改变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
全球化本身的竞争可以迫使理性的企业接受全球性贸易的规则，从而形成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制度竞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各国的企业家可以进入任意国家的政治框架支持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政治力量，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全球贸易，导致交叉的各国政治。最终演进出全球所需要的全球性的政治、法治和伦理的基础。这显然就是笔者多年来所倡导的多中心交迭治理的政治、法治和伦理制度。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无疑也有自己的责任。
当然，有人说，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还应该韬光养晦，不宜出面去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否则，全世界会认为中国将威胁他们，给自己制造麻烦。在笔者看来，这样可以让中国在国际上继续搭便车，而不需要全球化的公益物品和服务承担责任，但责任和能力应该是对称的。成长起来的中国，在不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去获得好处。
中国不仅要面对国内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也需要面对全球资源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尤其是环境资源的制约。中国不仅要会利用外汇，也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提供支持，人民币也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在货币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逐步结束了粮食受援国的地位，但需要逐步承担起国际援助国，尤其是地区援助国的责任。中国逐步结束了被别人要求开放市场的地位，开始承担要求并推动他国开放经济的责任。中国不仅要保护他国投资者的利益，他国旅游者的权益，还要承担起要求他国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本国旅游者的权益的责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中国将承担起地区大国的重任，也将与主要国家一起，承担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要介入当地的市民社会，并与当地的企业家合作，为营造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法治和伦理框架而努力。无疑，中国企业也需要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利用外交的优势，与世界各国企业合作，为中国商人和旅游者营造政治上更加确定，法律上更加健全，伦理上更加宽容的经济和旅游环境。
全球化提出了对全球化的政治、法治和伦理基础的需求；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政治转变为全球政治，推动了全球法治，以及全球伦理的发展。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收益，远远超过传统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能够带来的收益，才使得其不可阻挡，而且是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