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胡飞雪
商品市场的供需紧张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河南省三门峡中裕燃气有限公司由于采取每天限时、限量供应销售办法，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公司门店前，经常排起一字长蛇阵。该公司为限时限量卖气给出的书面理由有四点，其中之第三点是上游供货商陕西省三家炼油厂，有两家因检修设备，停止了供货，总之，现在是进货都困难。油气供求关系紧张，不是个别地方的现象。据广西北海市质监部门通报，当地五个加油站，竟然改动加油机主板计量芯片，致使加油短斤少两。商家在量价上玩花活，在其它商品市场上也很普遍，比如某地超市规定，凡购买食用油，必须同时购买什么、以及多少的其它商品，让人感叹，搭配销售在消失了多年后又卷土重来。方便面的生产、经销商应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办法也很多，先是生产商减量，后是经销商加价。减量加价的理由很简单，粮油都涨价了，粮油的深加工产品当然也要涨价。端的是你有政策，俺有对策，你冠冕堂皇，我理直气壮，你一贯正确，我总是有理。
保持物价稳定是企业的职能之一，但如何保持物价稳定却是大有学问，完全可以说，物价问题说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决不是企业态度强硬、出台所谓“限价令”并且严格执行、果断查处乱涨价所能解决的。从目前众多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企业的“限价令”其效果并不容乐观，盘点一下，大概只有电价控制得比较好，其它所谓限制涨价的商品几乎都变着花样在涨价。
那么，何以企业的“限价令”成效不大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中外经济学家对稳定物价的主流观点是：货币的问题归企业，物价的问题归市场，就是说，在稳定物价问题上，企业能做的只是“管住货币”，而具体商品的价格的涨跌尽可交给市场，企业即使想管物价也管不了、管不好，所以企业不必管具体商品的价格涨跌。经济学界大多赞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弗里德曼的高见，弗氏在谈论1948年西德货币改革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人们所说的“艾哈德奇迹”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不过是简单的“八字方针”而已，即“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是很有见地的，面对二战后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夜之间果断废除了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不同的经济环境，“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适应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其思路是极有见地的。
中国目前的国情是通货膨胀势头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混合、交织在一起，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具体说是货币供应过剩，流动性泛滥的结果，而物价上涨反映的是供求关系问题，是供求失衡、供求存在缺口的结果。所以，解决之道应该是不一样的。然而，许多人闹不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区别，一遇到商家涨价就呼吁企业采取强硬手段，惩罚他认为的不良行为。这很不足为训，企业中人不应迎合这种想法，而应多做一些解释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争论，企业曾有过一次选择。学界的争论是，是进行价格改革，还是企业改革？最后，企业中人的选择是价格改革，这就是1986年启动的“价税财配套改革”，亦称“价改闯关”。价格改革主张者认为，价格关系不理顺，企业利润无意义；企业改革主张者认为，企业体制改革不到位，微观经济主体不活，不会有合理的价格关系。20多年后，厉以宁还在说：宜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宜先搞活企业。其实在今天看来，笔者要说，价改、企改宜同时进行，不应争谁先论谁后。若以相对论的视角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以企业改革进展最大，成效最好，而价格改革则相当滞后。所以，目前中国最迫切的改革课题是推进价格改革，尤其是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重点是大力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和金融资金价格的改革。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是从解剖“商品”这只麻雀开始的，目前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势头和物价上涨压力看似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宏观性、全局性、体制性的大问题，它决不是各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限价令”所能解决的。我国改革30年，有所谓“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现在看来，这种改革运行模式弊端太大，其本身就应改革。1986年的价格“闯关”虽然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价格改革并不能就因此而被长期搁置。过去的改革没有成功，不意味着现在还不会成功。
就客观形势看，对价格体系做出实质性的改革，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价格改革实在是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