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来源：金融界
自09年开年伊始，全球经济衰退逐波蔓延，坏消息不绝于耳，失业大军暗流涌动，宏观经济深度低迷。09年前2个月的宏观数据指标出炉，似有企稳迹象。中国率先复苏？虽然缺乏铁证，但唱多者似乎略占上风。那么，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何时可以走出低谷？
经济走出低谷，需要同时具备在如下三个要件：其一，在实体经济层面，当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得以“发现”并顺利启动之时；其二，寄望G3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开始缓慢复苏，外需拉升，从而给中国外向型企业一个缓冲的时间；其三，在虚拟经济层面，当机构特别是民众预期股价到底进而产生抄底欲望之时。满足上述三项必要条件所需要的时间，当在三至五年。
为何耗费如此长的时间？
理由之一：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尚未发现！
金融风暴蔓延而至，最先倒下的是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对外需过高的依存度，孤注一掷的投资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使得他们成为上一轮经济增长的终场落幕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向型、加工型、污染型的增长模式已经势微甚至衰落，急需“发现”并启动下一个增长引擎。
通过分析和对比，不难发现近30年的高增长进程中，忽略了农业与环保两大产业，也导致了贫富不均和城乡差异扩大化，更使得农业改革成本、环境治理成本越积越高。而亏欠越多，日后势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补课、去治理，故此不妨假定上述两大产业将是推动中国战车二度启动的动力引擎。
当然，只是假设，相关决策只能由企业推出。
危机来临，国内不少专家曾撰文建议外向型企业主动转型，关注内需，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路径。出发点确凿无疑，但谈何容易？内需不振，所以他们只能倚赖外需。事实上，中国中小企业近10年的超高速“增长”，其实一直是“名义增长”，一直处于两高两低状态，采取的是“今天透支明天”的发展路径。高污染导致生态成本将由全国的纳税人及其子孙承担，高能耗导致生产效率看似高企实则低下，低利润使换回的美圆垒高外汇储备直至变成负担，被迫购买美国国债“保值”（实际上是贬值）或进行我们不擅长的境外投资（客观上已是风险投资）。而“单薄”的科技含量（有专家认为国内根本没有高科技企业，此说虽偏激，但本质上未见错误）及商业模式更使我们广大中小企业一旦遇到外需锐减则毫无转型能力，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不创新一样赚钱，无科技一样赢利，甚至暴利。企业肌体内严重匮乏创新基因、应变基因。而金融风暴来得如此迅猛，转瞬之间如何迅捷的应变？
实际上，如果把日后治理污染的成本、解决众多失业人口就业的成本、扶持企业转型的成本、中投对外投资的亏损、处置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成本都一一计算在内——这些成本还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则中国这些年的高增长，实际上恐怕不足8％，甚至更低，也就谈不上什么高增长了！即使是，也是病态的、畸形的，割残补缺式的。
不妨假想一下，如果在早几年即启动真正的中小企业振兴计划，通过配套政策反向压制（即鼓励有科技含量的企业，压抑简单加工的低附加值企业，是否情况会好得多？对一个行业而言，不是只有鼓励政策倾斜政策才会出效果的！），从那时起就提前进行战略转型（生产模式转型、经营理念转型、商业模式转型），智者自会未雨绸缪，自可规避上述风险。弱者如继续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也会以很自然而然的方式所淘汰，而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不会被舆论所放大。换言之，政策的滞后性，使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应变、主动转型的时机，只有被动应对了。
而事态发展到今天，中小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早已不是资金问题、税金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而是系统问题，涉及生产方式、经营理念、营销方式、社会责任等等诸多深层次问题，转型谈何容易？输血只能在适当的时机促使其省悟、促其转型，而不是救其性命。何况，对输血时点的把握难度更大，一旦错过，即不再来。而现在，显然已错过最佳时机。
2006、2007经济泡沫逐渐聚集之时，中小企业本应韬光养晦、未雨绸缪，但却错把资源投入到了套利游戏中，纷纷将企业利润转投证券、股票、房产等高风险资产，一步步被金钱侵蚀了理智。现在泡沫被刺破，只能是匆忙应对，忙中自然不免出错，甚至一错再错。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多加警醒和引导，应该不至于如此被动。换言之，政策滞后、政策缺位，使得本来缺乏全球视角、缺乏风浪洗礼的企业主们，只能随波逐流，最终不可避免的被泡沫淹没，财富瞬间蒸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小企业的再度崛起，无疑难度不小，并需要大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