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内生性,实现中国经济更加均衡发展是国家最重要的着力点。近年来世界消费与储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长着”,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了消费型社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生产型社会的历史阶段。两种社会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金融与投资结构有根本的不同。
对于中国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
消费是美国中长期需求增长的决定性源泉,从总量上看,资本支出占美国GDP的17%左右,而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70%左右,从“消费支出-工业生产和服务-资本支出”,消费支出已经成为驱动美国经济需求链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型社会一般实行的是低成本的发展战略,由于储蓄率高,资金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过剩的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出口。由此形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的经济发展循环。
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过工业化浪潮,规模化工业生产已趋向成熟,工业产能开始过剩,消费需求替代生产成为增长的瓶颈,引发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这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情况极为相似,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型危机”)。大萧条后,美国相继采用过削减产量、扩大企业公共支出、调整分配格局等措施?熏但都成效不大。后来美国将着眼点转向了消费,特别是随着消费信贷的膨胀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美国“透支消费”型经济模式日益形成,正是“透支消费型经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矛盾,并对后来的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前认为世界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人们已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是还必须明确几个认识:
首先,面向全球化解决全球化问题。因为全球失衡涉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这就决定了纠正全球失衡的措施必须是全球性的、长期的和复杂的,而不是短期的政策性调整能够改变。
其次,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国家出现内部经济失衡。因此,纠正全球失衡就需要各国企业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同时需要全球多边的联合行动和政策的协调一致。
再次,全球失衡问题及其解决,全球均衡的目标、条件和判断标准是什么?全球失衡的传导链条是什么?世界各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达到均衡?这些都是全新的理论和实践难题,需要我们长期研究。
后危机时代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当前,中国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更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它不仅是应对周期性危机也是应对结构性危机,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为此,不仅需要短期的政策激励,更需要有长期的制度设计。它将涉及一国整体的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涉及如何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分配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因此,国家应该制定中长期消费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