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种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主线，拉开了中国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对外封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向融入全球的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宏观层面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路线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价值准则，在有效避免了激进改革可能引起的剧烈动荡的同时，也使得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多变、反复而缺少可预见性。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交汇激荡，民族的自豪与落后的谦卑、历史的厚重与理论的空白、创富的热情与人性的贪婪，演绎而成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导致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沉浮。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促进的推进路线。在改革路线上，通过价格改革和体制改革，逐步完成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在开放路线上，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逐步实现由封闭经济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融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回眸，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改善，企业的规模和活力大幅度提升，大国复兴之梦正在日益变为现实。
而回顾中国企业的战略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在改革与开放两条线上发现清晰的脉络。
80年代：引进与搞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才发现我们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无论是技术的先进性还是产品的丰富性上，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而在国内，各类产品特别是人们日常需要的消费品面临着普遍的短缺。这种潜在的卖方市场，使得企业只要能够获得生产能力，就可以取得快速发展。生产能力的获取成为了这一时期企业战略的主导选择。
制约企业生产能力的要素主要是技术和资金，有限放权的国营企业和新生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政策、人脉等各类资源，通过申请国家批文，争取银行贷款，开始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或直接进口国外产品在国内销售。短缺供应带来的大量的市场空白，为引进技术、设备的“产品经营者”和直接做产品贸易的“机会经营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海尔、华为、联想、双汇等各行各业的大量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
同时，国家延续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放开了一部分商品的企业定价权和人事制度决策权，企业通过和效益挂钩的工资奖金制度改革提供员工的积极性，特别是通过销售提成等措施，一些企业开始走出去，主动推销自己的产品，逐步由完全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了市场化的企业。
90年代：规模与营销
进入90年代之后，经过80年代设备引进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产品短缺局面已经得到了逐步改善，90年代初实施的宏观经济紧缩和治理整顿之后，一些产品开始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到97年已经转为了全面的买方市场。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过渡性的商品经济，在十三大之后已经确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一些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完成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做大做强开始成为取得完全市场主体地位企业的经营目标。
这个时期的企业战略主要在两条线上展开，一个是企业内部规模上的放量，主要通过扩充产品线和生产布局，提升企业的规模优势；二是企业外部的营销体系建设，广告和渠道成为企业竞争的主战场。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整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主要依靠引进技术的产品路线也带来产品的同质化，价格战、概念战成为企业撬动市场的主要杠杆。同时，分散落后的渠道资源给了企业一个形成独特优势的空间，能够有效整合渠道资源的企业，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海尔的工贸公司和终端布局、联想的大联想体系、娃哈哈、格力的产销联合体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
新世纪：资本化与国际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兑现开放市场的入世承诺和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沟通便利，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越来越紧的连接到了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普遍提升了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中国企业所依赖的本土市场业已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带给中国企业的主要影响在于，原有的技术引进路线不再有效，核心技术缺失的弊端逐步显现，而单纯依靠中国单一市场将难以支撑世界级的竞争力。
同时，包括私募、风险投资、上市融资等在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新机遇，借助资本市场，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联盟，获取企业所需资源，维持企业动态活力。
全面开放与资本化浪潮，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生的互联网企业大都借助风险投资和海外上市实现企业快速成长。汽车、家电、信息等传统制造企业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也往往借助于兼并、收购获取技术、渠道以及品牌资源，对于分散的国内市场，龙头企业往往通过兼并实现市场整合而得到快速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战略的演化必须和当时的环境相匹配，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没有脱离环境而存在的绝对战略模式。在各个历史阶段，我们都能找到一些风光一时而又走向衰落甚至崩溃的企业，如80年代的马胜利造纸厂、海盐衬衫，90年代的春都火腿厂、健力宝饮料、三株药业，新世纪的德隆、顺驰、三九等，这些走向失败的企业或是由于成功之后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或是由于脱离实际、盲目膨胀，或是在外部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急功冒进，引致政策干预。所以，落后或超前于环境变化，都会导致企业战略上的失败。
但是包括政策在内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减弱战略对企业发展的牵引，原因在于，尽管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企业战略的改变，但是一些企业经营的普遍准则依然可以帮助企业在絮乱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如在短缺经济时期，即使质量存在缺陷的产品也能顺利销售给企业带来客观的利润，但是我们看到，只有那些即使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依然重视产品质量的企业，在市场发生变化之后生存了下来。如建立在金融环境完全宽松和市场拓展绝对有效双重基础上的高速扩张战略，使企业资金链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当遭遇宏观经济或产业环境任何一方面的变化时，都会导致企业瞬间瘫痪，这在巨人、德隆、顺驰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失败案例上得到了反复验证。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企业在主导发展模式上受到当时的国外标杆企业的影响，如在多元化还是专业化的选择问题上，90年代受韩国企业主导下的大型综合企业的影响，一些优势企业在地方企业主导下大量兼并相关和不相关企业，希望组成“企业航母”做大做强，但是这种缺少关联和协同的企业组合往往导致企业资源分散、管理混乱，不但不能增强综合优势，反而拖垮了优势企业。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大型企业遭遇重创，而美国核心业务突出的专业化经营企业获得了更好的成长，这导致了中国企业界整体上对多元化的反思，专业化经营在理论上开始占据上风，但是受到环境和机会的牵引，多元化依然对中国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的重要选择。
这种战略选择和中国的转型与高成长的市场特征有关，同时也和中国企业缺少核心技术的成长模式有关，因为缺少核心技术，企业难以建立进入壁垒，即使维持市场份额，也会逐步陷入微利经营，所以核心技术缺失成为了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难言之痛。这也是在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把建立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原因所在。
核心技术之外，品牌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纳入核心战略资源。我们看到，由改革开放这些外部环境变迁引导的企业战略演化，逐渐向企业经营的基本逻辑转化。
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国家层面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比较，中国企业的成长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和之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同时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伟大公司，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点上，我们在中国企业中还很难感受到这种伟大公司的味道。这确实是一种遗憾，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历史背景，考虑到制度变革和文化冲突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对这种落差有着更宽容的心态。当然也会对未来产生更大的期待。
展望未来，全球最大、高成长的本土市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让企业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逐步完善的资本市场和人才市场，为中国企业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当机会追逐型和政策寻租型的成长模式渐渐远去，回归企业竞争本元的市场环境将催生出中国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中国企业经营将进入真正的战略竞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