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文化战略是文化活动的主体为实现文化效益和功能最大化目的而配置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思路与基本决策，是文化建设的纲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调整和演变折射出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三十而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进入相对成熟期。
一、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轨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前期从1978年到1996年，文化发展战略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后期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至今，文化发展战略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两个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既各具特点、各有不同，又相互关联、一脉相承。
（一）文化发展战略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阐述，最早可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识上的升华则肇始于改革开放后。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所做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概念。讲话总结了极“左”路线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极大危害，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农业、教育、科技现代化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应当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升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 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及其内涵。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重申了这一论述。次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的问题，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 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毫无疑问，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给予高度重视，他曾在不同场合、在多篇讲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决议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正确说明了党 的最高理想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关系，把先进性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等等。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该决议也因此成为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进入90年代后，针对这一方面的社会实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命题。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总纲下，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新人塑造”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系统工程。其中，思想建设强调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道德建设突出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和集体主义原则，培养以“五爱”为内涵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文化建设旨在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综合素质;而“新人塑造”则是培养“四有”新人，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或者说用精神文明建设总揽文化建设，也为这一时期 我国文化发展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识上，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宣教功能的发挥，以适应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需要;而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仍以发展传统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为主。但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加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和经营模式传入中国，文化产业———这种新型的文化建设形态在一些地方开始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被引入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领域，文化游离于社会经济的封闭格局开始被打破。
（二）文化发展战略注重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时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间党的纲领性文件对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理论概括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文化与综合国力相联系。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沿袭了十五大的基本判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与十五大报告不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体制带来巨大冲击，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双重性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那么，作为商品生产，文化产品应当遵循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一般规律。因此，十六大第一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从此，在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表述中就有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
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固有的文化体制的束缚，它的发展既要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文化建设上的新问题、新矛盾开始凸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使文化生产被正式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这就使得文化不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作为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在总结十五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从四个方面对文化发展战略作了更加全面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这将是当前和未来相当时间内我国文化建设的纲领。
二、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演变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十五大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和发展思路的梳理，综合分析这一时期党的纲领性文件，从前述若干个“第一次”中，反映了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过程和理论创新，彰显了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发展取向和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执政党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明显提升
文化自觉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在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要素的关系时，文化的科学定位明确，文化的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对此，在十五大以来党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重要讲话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其主要判断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等等。这些理论概括集中反映了十五大以来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对自身文化与全球文化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文化实现转型。这种文化转型是在对世界文化发展和自身文化经验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取得适应新环境、体现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能力。十五大以来我们党在文化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对文化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正是这种“自觉意识和自主能力”的体现。
（二）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从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化建设的重点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主导权的丧失，并最终酿成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总结失误的原因之一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可见，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始终十分迫切，由此也决定了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是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于“新人塑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尽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等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但是，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显得越来越紧迫。正是基于这种变化，中共十五大以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问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而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问题
（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文化认知达到新的高度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而文化产品就其表现形式看，既是观念形态的，又是物质形态的，由此也就赋予了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前者指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特定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后者则意味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应当符合所有物质产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即通常情况下，文化产品都将经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以至融入整个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既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又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要注重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注重文化产品的产业属性”，以及“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问题，引起中央高层和理论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人们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推动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这些认识是对以往我们对文化认识误区的一种修正，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规律的新探索。而文化理论上的创新，必然带来文化发展战略思路的变化，文化建设的内涵也得到丰富和拓展。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不仅在对文化建设的表述上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代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文化建设的内容也从过去的思想道德建设、科教文化事业建设两部分，拓展为思想道德建设、科教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三大块，从而充分反映了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的需求变化。
三、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逻辑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着自身的逻辑而发展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结果，也是适应新科技革命时代的自我调整。
（一）新时期文化战略的演变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证明，社会发展需要这三大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经济的高速增长，既需要政治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保障，也需要文化包括精神和智力因素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对 文化的要求将带有特定时期的痕迹而使之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
如前所述，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整个80年代，当国门洞开后，伴随着西方新思想的涌入，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现象和思想观念纷至沓来，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造成了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坚持“两手都要硬”，否则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中共十六大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全面小康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富裕，而且精神生活将更加丰富，生活质量将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中，包括了广泛的文化内容，其基本内涵之一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这意味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并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和支出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所以，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等任务便成为9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此其一。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结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鉴于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执政党势必对其内涵、重点以及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解答。从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建立，到江泽民的“先进文化”思想，再到胡锦涛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都反映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文化建设理论获得创新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清晰和完善的文化建设战略思路，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和“推进文化创新”。
（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需要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下，对文化建设的内涵、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茨·马克卢普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实例之后，提出知识是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像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一样去生产和分配，知识生产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像经济资源一样进行开放，是“朝阳产业”。这些理论为美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带来了文化生产革命性的变化。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带来的重要影响是，文化的小规模生产转向了以讲究效益回报的经济型生产，资本运作、产业运作的方式逐渐进入文化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其成熟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西方现代经济结构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些文化跨国集团也随之形成，如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新闻集团，加拿大汤姆森集团，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澳大利亚墨克尔集团，等等。跨国集团的介入和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扩大了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使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渗透。因此，文化产业的兴起使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与服务已作为独立的贸易形态，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融合，精神产品、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高度关联，文化软实力更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中国文化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且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多样性和多极化成为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既需要我们转变文化观念，把握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又需要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等思想孕育而生。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产品生产的单一模式得以打破，市场主体多元化特征开始形成，文化创造性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
（三）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创新成为可能。
首先，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促进了文化产品表现形式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比如，对于广播电视而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向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互动的“窄播电视”转化。这一方面，将为广电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另一方面，又对广播电视频道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管理、节目质量、内容安排、市场化运作等环节提出严峻的挑战。
其次，现代文化产业是一个与现代高新技术日益融合的产业，尤其是一个与信息产业相互 关联、互为表里的产业。20世纪末以来，移动宽带技术不断突破，广电、通讯、信息产业也从不同角度突进，高新技术向出版业、娱乐业、艺术业等渗透。凡此种种，预示着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抑或占领文化阵地，是任何单一的媒介或部门都难以担当的重任，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集团式经营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主要经营模式。
伴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产品的内容极大丰富，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传播时空界限大大突破，文化传播模式日益走向多点互动，文化自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文化与经济和高新技术的高度融合所带来的变化要求对文化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变革。于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2年11月，十六大正式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于2003年7月在全国九省市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并陆续向全国推行。据统计，截至2008年3月，全国有122家图书出版社、25家音像出版社、27家 影视制作单位、32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29家省级和市级文艺院团已完成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初步改变，初步实现了文化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回顾3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演变的历程，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在于:“创新”是文化繁荣的不竭动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思想理论的产生和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总是伴随着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而发展。事实上，古今中外，大凡文化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无一不是在于文化思想理论的创新，在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丰富多样。经过30年的努力探索和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一条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又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