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举办了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来自国内外近4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就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调整进行专题讨论。
一、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重短期的“保增长”，又要注重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以美元为单一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产生重大冲击。
这场危机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有专家指出，有三个因素导致此次危机:(1)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2)美国经济体系出现问题和内伤，核心问题是过低的储蓄率，向全世界借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3)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放松金融监管。1929年大萧条以来出现的几次危机，一般是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三者中的某一类型。但这次危机在短时期内连续穿透了三个，形成了三重危机叠加并且波动实体经济的局面，由此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或倒闭，或被收购，或被迫转型。目前初步估计全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损失高达上万亿美元。虽然出现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但次贷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世界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如全球化监管的缺失）。
不能低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宁可把危机估计得更为充分，做最坏的打算。有专家指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我国宏观经济将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从短期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世界宏观经济衰退将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中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之中，中国企业及中国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衍生债券。此外，中国的银行业体系也会可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长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影响可能包括各国贸易保护带来的危害、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困难加大；FDI减少等。有专家指出，我国将面临着“双周期”的重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周期；一个是我国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形成的经济回调形势。因此，两个周期重叠，将使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宏观政策调整不仅要保“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保“有效率的增长”。与会专家指出，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当前必须把“保增长”作为工作的重点。但新阶段保增长不是简单地保所谓的8%、10%等增长速度，而是保持一个有效率的增长。如果单纯为了增长而增长，还有可能出现过去粗放型增长的恶性循环。从历史看，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不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的情况下，再用大量的投资去保增长速度，造成的后续问题更难解决。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在保增长中推进结构调整，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专家提出，“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几年我国出现滞胀的风险在加大，要把“防滞胀，保增长”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重点。
二、“保增长”要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环节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与会专家就稳定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内需等关键领域形成了较多的共识，认为应当在这些环节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政策。
尽快恢复资本市场信心，防止虚拟我国宏观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有的专家指出，资本市场稳定在保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我国股市涉及1亿多个家庭财富状况，一年来股市大幅缩水对国内消费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极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不利于企业融资，进而影响到企业投资。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发展至关重要。有专家指出，当前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信心问题，金融危机的本质也是信任危机。因此，企业需要出台多项强有力、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比如进一步降低利率、发挥汇金公司入市、民营企业家回购股票等，建立防范信任危机的机制，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也有的专家提出，我国未来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反思华尔街模式，防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资本市场要回归到中介服务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重点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的主板、三板、企业债、公司债等，要防止太虚拟化的发展模式。
实施兼顾各方利益的房地产新政。有专家指出，房地产行业关联性很大，房地产业投资下降，还会影响装修等几十个行业。为此，应当重点避免房地产行业投资锐减。专家们对房地产价格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房价过快下降并不能促进消费，还会拖累银行业，要防止房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另一种观点认为，保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不能等同于保房价，也要看到过高房价不利于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与会专家提出了房地产行业发展多方面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兼顾房地产行业的各方利益。(1)兼顾贫困群众利益，加大企业廉租房的供应力度。这是解决贫困人口居住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兴建体宿舍。有专家提出，要少建甚至不建经济适用房。实践中的经济适用房容易走形变样，很难满足真正需要房的中低收入才。(2)保持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发展。要尽快改革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制度，进一步出台稳定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有专家认为，甚至企业可以直接购买商品房，然后低价出售给中低收入阶层。（3）防范银行风险。有专家认为，房地产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需要防止由于房地企业销售回款困难导致的银行坏帐。
以稳定就业为目标，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与会专家指出，这次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与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直接相关。因此，保增长要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政策调整的重点。有专家指出，近几个月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的形势表明，需要放松相关的信贷政策，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此外，有专家还建议，宏观上应当考虑适当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地方企业也需要出台一些具体措施，帮助企业渡过困境。有专家指出，在财税政策上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空间很大，应切实减少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税负。（1）可以对一些行业进一步提升出口退税率；（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增值税转型；（3）大幅度增加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
以刺激内需为目标，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有专家指出，进入新阶段，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对扩大内需、确保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有专家提出，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进程，以有效拉动农村消费；有专家认为，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是一个基本趋势，但在这个进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由此受到的影响。例如，在粮食价格改革进程中，要对城市贫困群众提供粮食补助。有专家认为，要尽快社会安全网，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社会安全网，使得员工下岗失业以后有基本生活保障。
三、实现“标本兼治”，重要的在于把宏观政策与改革结合起来，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多年来改革不到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所积累起来的。即使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些问题早晚也会暴露出来。与会专家主张，要在实施强有力宏观政策的同时，深化各项改革，实现“标本兼治”。
宏观政策要“多管齐下”，要及时到位、要强有力。有专家通过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指出，要保持短期内经济增长势头，在市场危机中企业必须站出来恢复并保持市场信心。如果克守企业不干预的教条，会出现市场崩盘的可能。也有专家认为，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拥有许多有利条件，例如充足的储蓄率、巨额的外汇储备等，这些条件有可能使我国改变经济周期，遏制住经济下滑的趋势。（1）从保持经济增长出发，加快货币政策调理的力度，把就业问题纳入到货币政策目标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2）借鉴1998年经验，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提升个税起征点，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启动农村消费市场。（3）构建有效的安全网，比如金融安全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目前我国前两个机构已经建立，还要建立存款保险机构，防范金融风险。
加快改革，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路。有专家指出，“九五”以来，我国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十多年来未有实质性进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困境。有专家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1）抓住城市化的势头，帮助进城务工农民成为新市民。（2）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以期提升附加价值。（3）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4）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具有高知识含量的现代服务业。许多专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不在于企业，而在于约束企业这只“有形之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越位，掌控大量资源配置权力，使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质性转变。例如，土地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配置；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这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障碍。由此，要探索一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主要的办法就是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企业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重新审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发挥企业在政策调整与改革中强有力的作用。与会专家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们期待企业在政策调整和改革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必须明确，企业有效作用的发挥，应建立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1）充分发挥企业在稳定市场预期中的有效作用。在市场出现危机时，企业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政策，稳定市场，尽快使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危机状态下的企业作用与常态下“企业干预”有本质的不同。（2）强化企业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从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看，企业能不能独立于各利益主体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对维护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意义重大。这次“三鹿”事件充分暴露了企业监管的漏洞。（3）进一步发挥企业在公共产品供给、解决“外部性”中的有效作用。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对企业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企业既需要在重大环境治理工程中加大投资，又需要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面对公共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需要企业切实承担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作用和最终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