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超预期的反弹。中国宏观经济的超预期反弹是否就预示着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走上一条良性、可持续的复苏之道呢？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就在加速中必定要迎来又一次繁荣与过热？是否就暗示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采取全面的退出政策呢？
如果从GDP环比增速、企业财政支出的速度、民营企业家利润增长状况等指标可以发现，自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政策刺激的加速期开始出现缓和，政策刺激效应开始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时期。
另外，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多变化：1)由出口-投资主导转变为消费-投资主导；2)由第二产业主要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主导；3)单位GDP的能耗在下降；4)中西部份额差距开始缩小。但这些变化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具有强烈的外生性，未来很可能发生局部逆转，这种局部逆转将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反弹的结构性基础较差。
2010基本展望：倒V型
在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宏观经济超预期反弹的背景下，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情况会如何呢？
一、总体而言，GDP全年增速将较2009年持续回升，但季度同比增速却与2009年相反，呈现出轻微的下滑趋势，呈现“倒V”型，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42%。
导致2010年GDP全年增速持续回升，但季度增速逐季轻微回落的核心原因在于：1、进出口增速将全面回升，贸易顺差得到改善，外需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2、内需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基本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对GDP的贡献略有下降；3、出口同比增速改善的高峰可能在2010年第一季度，然后出现小幅回落；4、政策刺激效应自2010年1季度后开始步入递减区域，而市场性需求难以完全弥补政策加速效应回落的缺口；5、2009年前高后低的增长模式对2010年将产生一定的基数效应。
二、在基数效应和政策调整的作用下，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但由于中长期投资项目的惯性等因素，2010年投资增速将在25.4%左右。
投资增速的回落主要来源于三个原因：
1、2009年基数太高，刺激计划的很多项目都是在2009年上马，但实际发生时期却在2010年，由此会带来基数效应的拖累，但投资领域的繁荣程度将比同比数据所反映得要好；
2、目前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企业正在通过“土地闸门”、“信贷闸门”、“投资审批闸门”约束这些行业的投资膨胀；
3、目前地方企业投资膨胀势头很猛，很可能受到中央企业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从而限制部门地方项目的大规模膨胀。
但是，投资增速却会维持在25.4%的高水平状态，其核心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
目前新开工项目数量增速、新项目计划投资增速以及在建工程项目增速都处于历史最位，按照中国平均2年左右的项目投资周期测算，2010年将在2009年的投资惯性作用下保持较大的规模。目前，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以及新开工项目个数同比增速分别为81.1%、36.6%和41%，其水平仅略低于2003～2004的水平。
2、中长期贷款的资金支持效应
大量项目投资的款项依赖于企业财政和银行信贷，由于目前项目贷款主要为中长期贷款，即使2010年信贷相对收紧，这些项目依然有较强的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中长期贷款占比已高达53.7%，达到历史最高位。
3、地方投资“依赖症”和“投资膨胀机制被启动”
到目前为止地方项目1～10月同比增速达到34.8%，超过中央项目16个百分点。但鉴于目前分权体系下地方企业对于投资的热情，以及2002～2004年投资高涨的模式，要完全抑制地方企业被启动的投资热情将十分困难，同时，地方企业下半年的资金来源状况大为改善。例如，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836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087.99亿元，增长7.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1330.23亿元，同比增长4.9%；地方本级收入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10.8%。同时，地方城市投融资平台的大规模扩展为地方企业进一步进行规划投资项目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因此，地方项目投资将进一步引领整体投资出现进一步增长的局面(图12)。
4、民间投资将会抬头，但复苏的幅度不会太大
民间投资复苏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和出口这两个火车头。但是目前的情况是：1)出口将出现反弹，但增速不会太快，估计在10%～15%区间，由此只能满足外向型经济存量的复苏，还不足以支撑大量外向型企业进行下一轮投资；2)房地产由于销售价格和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土地开发的约束、成本的上升和销售下降的可能等因素都会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2002年到2006年高速增长的状况。2009年1～10月虽然销售面积增长了53.5%，但开发投资仅为18.9%，投资观望的情绪依然严重。
外部环境的影响
受外部环境制约，2010年外需将轻微改善，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因素将发生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结合前面对于世界经济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发生以下系列变化：
1、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反弹，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并非持续加速，中国出口将在2009年4季度和2010年1季度出现同比增速加速之后，进入一个平稳期。
2、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因素将影响中国出口改善的幅度。
3、国内外价格变化的差异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将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可能步入一个弱化期。
4、在国内经济反弹迅猛、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口增长可能较为迅猛。
5、世界经济不平衡逆转的加速可能严重影响中国贸易顺差改善的情况，未来贸易顺差增速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低水平时期。
总体而言，2010年，受到世界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汇率关系重调、贸易摩擦持续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反弹等因素的作用，进出口状况将全面改善，但绝对水平依然处于较低的状况，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1.3%，进口增长13.3%、出口增长12.2%、贸易顺差出现小幅回升。
“进退两难”的深层问题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深层次的问题：
一、未来的调整模式可能呈现“双W轮动”的调整模式。
正如前面分析所言，在经济内在惯性、政策持续刺激和世界经济反弹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0延续增长的态势，但季度增速呈现逐季轻微回落的趋势，与2009年相反，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将呈现同比增速“倒V”型变化。
不过，如果我们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很可能呈现出“双W轮动”模式，即从GDP同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为“V”型，但中期却呈现为“W”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0虽然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内在矛盾累积的作用下，在2011～2012年依然存在较强的中期下行力量；从环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2010年将呈现“W”轮动的模式，内生的、持续加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产出缺口存在强烈波动的趋势。
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为何将呈现出“环比W”模式呢？其核心原因在于政策性刺激的加速效应难以在长期内持续，而市场性需求在大规模政策救助以及外需持续下滑的双重压力下，复苏必将十分缓慢，从而导致2010年经济短期冲击的能力不能出现持续加速的态势。
中国宏观经济在中期为何会出现出“同比W”模式呢？其核心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提前释放了中国周期性调整的内生力量，使中国投资驱动性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被转化为表面的外续下滑的矛盾，从而使中国利用“内需弥补外需”、“利用投资填补出口”的危机治理方法在成功实现危机救助的同时，完全掩盖了中国周期调整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周期性调整延缓，供求关系的极度恶化被推迟。
二、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所谓“进退两难”的局面是指，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其所具有的“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两大方面的冲突：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很可能带来短期的快速回升和经济的过热，但却可能使政策主导性反弹压制市场复苏力量的培育，未来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结构恶化、产能过剩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中期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在中期的“第二次探底”。
另一方面，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机制夭折，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因此，中国经济2010年的状况是，选择单一的“进取”或“退出”，在本质上只是选择在短期出现“第二次探底”，还是在中期出现的“第二次探底”。
导致这种局面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全面过渡的阶段，更重要在于中国宏观经济内在的结构刚性和内生的深层次矛盾：第一、目前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系、国有经济的利润分配体系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权力本位使中国宏观经济存在内生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膨胀倾向”，这往往会导致出现“过度救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来掩盖问题，进一步利用投资使中国宏观经济内在矛盾在延迟中被放大，因此，在内在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只是选择在短期出现“第二次探底”，还是在中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探底。第二、目前宏观经济结构刚性与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一方面使宏观调控可选的方法十分单一，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单一选择只能严重依赖于企业，从而使大家期望的均衡局面难以出现。
三、“两难决策”在多领域同时集中凸现。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进退两难”的局面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
1、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第3季度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就是在出口和房地产市场逆转的引领下，重化工业受到重创。因此，企业救助计划中很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这些行业的救助。因此，2009年经济反弹最为迅猛的是重化工业。但这种复苏似乎与我们结构性调整方向，与中国所确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一致。
2、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力度很大，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出现了高达3600万左右的非农失业人口，使失业率达到9%以上，从而使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增加就业、安置失业成为中国宏观与社会救助的核心。但是目前整体的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这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很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匹配。因此，调整刺激方案以平衡宏观复苏与社会稳定的就越来越大。
3、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出口下滑。但在2010年中国决策者将面临一个矛盾，那就是刺激出口，使出口迅猛回升就会带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复苏，但这却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回到老路。
4、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作为民生产业的房地产，企业希望能够广大居民能够具有相应的购买力，因此，不希望房地产价格上涨；而作为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企业希望在价格合理回升中提升投资和销售，从而带动宏观经济运转，由此产生企业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上的矛盾心态。
5、作为地方企业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企业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地方企业希望在土地价格快速上涨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让金和相关房地产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中央企业却希望城市化进程不能过度减少农用耕地，平衡房地产发展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在调控土地市场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6、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结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增量的结构控制；二是存量的调整。目前新上的项目都是技术水平较高、有市场的项目，而存量大部分是技术水平较低、利润较差的行业。因此，减存量是解决结构问题的一个核心途径，但存量将带来大量的遗留问题，难度很大。同时，增量可以通过控土地、控信贷和控项目审批等途径实施。由此产生结构调整中可实施的路径与效果之间的冲突。
7、汇率政策调整中两难选择。这种两难选择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为贸易战略的汇率政策与作为金融战略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作为热钱治理的汇率政策与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这些矛盾将重新出现。
8、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如何在数量退出与价格退出上选择。这种两难选择集中体现在，如果继续货币数量性的收缩将导致很多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从而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而进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收缩，将直接成为诱发热钱涌入、导致货币政策失灵的风险。
9、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这集中体现在结构性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而进行的企业主导性的战略工程，它不是宏观调控年度的核心内容，不能把它处理为短期战术性的行动，从而导致年年结构性调整，但年年重新出现结构性问题。
四、可能面临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存在多元化的取向，“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民生”“管预期”等多重目标成为2010年宏观调控的任务。但是，这种目标设定违反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原理——“匹配性原则”：一是政策的目标不要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标；二是政策实施时必须要将工具与其最有效率的目标相匹配。这集中体现在：第一、目前五大目标的数量远远多于我们可以使用的政策数量；第二、很多目标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达到的；第三、很多目标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很难达成一致的契合。
因此，要走出目前这种“政策有效组合困境”，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政策调整：
第一、重新审视目前的各种目标，减少宏观经济调控最终目标的数量，部分目标必须弱化，部分目标必须舍弃。具体体现在：1)可以弱化通货膨胀目标，使之成为中间性、从属性的目标，因为2010年通货膨胀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才是核心；2)强化“扩内需”，特别是“扩消费”的目标，因为培育市场性自发需求是2010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3)将“调结构”放在战略层面，成为中国中长期规划的核心内容，而不能列入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以避免“长期问题、战略问题短期化实施”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宏观调控应当体现中长期战略规划的意图，例如利用“扩内需”来促进“结构调整”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与目标的匹配性。其体现的核心原则就是：
1)中长期政策与中长期目标相匹配，例如改革与利益结构调整相匹配；产业规划与结构调整相匹配、社会工程建设与社会规划相匹配，切忌“长期问题、短期实施”；
2)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质，把握问题的核心根源。这集中体现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例如，i)不能将产能过剩绝对化，中国广泛存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将因为全球分工体系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ii)依靠单纯的行政管理和计划调整的方式无法实施动态调整，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必须从行政体制自身的层面来寻找问题，地方企业与地方的行政利益格局不改变，不形成有效的“有进有退”“有生有死”的竞争淘汰机制，不改变政绩观，不建设保证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退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破除企业采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无法真正达到产能均衡发展的目标；
iii)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进程中出现市场失灵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但不是完全主导；
iv)调结构必须注意顺序，其战略顺序一般体现为“利益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价格结构与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企业主导型结构调整也必须注重期间蕴含的必然逻辑。
“以进为退”的政策选择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和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是中国宏观经济在“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全面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性、经济结构的刚性以及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决定了目前学术界立主的“以退为退”、“以稳促退”的策略无法达到“经济全面复苏”与“宏观刺激政策顺利退出”的二元目标。“以进为退、保持中国较高的增长速度、在高速中调结构、在连续性中谋退出”可能是中国近期的最佳选择。因此，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强化“速度目标”是解决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有效之道。
一、由于目前超预期反弹具有“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由“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全面过渡依然是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重点。“以退为进”、“以稳为进”以及“以退为退”、“以稳促退”都可能使目前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自我增长”的市场性需求反弹被夭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刻。例如货币政策的退出必定意味着大量中长期工程成为“烂尾工程”，从而使未来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无法全身而退；财政政策的退出必定带来社会工程改革的滞后和停步、从而使市场性自发消费无法全面启动，反而带来消费性下滑和结构的进一步恶化，使财政政策无法真正退出。
二、“以进为退”的本质并非是单纯保持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企业性反弹的持续或加速打下基础，而是要在保持企业刺激性需求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支持市场性需求方面大规模进入，为市场性需求的复苏以及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打下基础。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应当进一步强化流动性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而不是防止价格的复苏。未来的财政政策应当强化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民生工程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建设，而不是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进入。
三、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并非意味着这些目标不重要，而是要将“结构性目标”纳入到战略调整的高度，而不是短期宏观调控的范畴；要将“通胀目标”纳入到经济复苏的总目标之下，使之成为从属性目标。
因此，2010年具体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如下：
1、对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证其总体方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刺激的着眼点。其中财政政策应当以“促民生、建社保、改工资、稳投资”为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以“促进流动性的渗透性、抑制资产价格高涨”为目标。因此，财政赤字在2010年财政收入上扬的前提下不宜减少，货币政策在维持M2和M1正常增长的同时，新增信贷总量不少于7.2万亿。
2、稳定目前各类在建项目的企业投资，对于地方新建项目和进一步的投资膨胀进行适度约束，防止2011～2012年地方企业财政恶化而带来大量的“烂尾工程”和进一步结构恶化的问题。经济实用房的企业投入必须加强和落实。
3、民间投资的启动不能以资金保障和利率补贴为主，而是以行业开放以及准入调整为主，同时，约束大型民营企业家在利润和资金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防止出现过度的“国进民退”。
4、消费启动依赖于社会工程的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单纯一次性收入的增长。因此，2009年消费政策可以适度延续或局部扩张，不宜大规模、全方位进行，因为过度的消费性政策刺激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使未来的退出带来不必要的波动或社会动荡。消费政策应当与民生工程、工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相结合。
5、应当以“投资杠杆率”控制为主、利率调控为辅，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适度提升、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提升、严格热钱流入以及差别化利率调整等。
6、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2010年的重点，供给放量依然是政策调整的落脚点，但关键在于土地供给和土地囤积的管理。
7、虽然2010年通货膨胀问题应当弱化，但对于一些瓶颈产业的供应以及关键产品的价格变化依然要保持高度关注。
8、热钱的大规模涌入是2010年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
9、贸易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不宜进一步出台政策刺激出口的复苏，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应当保持积极的态势。
10、结构性调整可以在战略上高调提出，但在短期宏观调控上不宜用劲过猛。“产能过剩”必须动态化处理，不宜过分依赖增量收缩和行政规划来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