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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培训:刘吉: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判断

吉宁博士 2015年12月10日 战略管理培训

下岗失业、贫富差距、腐败问题,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积累多年,应该认真解决,掉以轻心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过分夸大渲染以致人们惊慌失措,转移了视线,那就是更加危险了。归根到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依靠发展。所以,必须坚定地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前进再前进。

  ——刘吉

  一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可以从许多角度提出各种原则。但我以为以下三个原则是最根本的:

  中国经济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中国经济当然在许多方面合乎现代经济学指明的规律,但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时必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理由有二:

  从理论层面讲,宏观经济分析关系到国家全局的政治稳定,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完全正确的。

  从操作层面讲,不论你是赞成或者反对,中国企业特别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仅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是关键的,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所以,单纯用经济学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不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或现代的,都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国情。这个阶段的经济有三大特点:

  (1)持续高速度。这不仅是由于低起点,更由于制度改革的潜力大,还由于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长周期波动的波峰。发展经济学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经济指数增长曲线的拐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拐点上,增长的前景是广阔的。

  (2)低中水平。与发达国家高水平相比,毕竟我国经济规模和质量还有相当巨大的差距。人家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在新世纪,我国在当代经济价值链中,制造业如果不是价值最少的部分也是较少的部分,从总体讲无论是核心技术还是原创技术中国都是量少质低的。

  (3)不完善。我们从传统计划宏观经济分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才20多年。这一转变仍在继续之中。旧的体制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体制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建立了还不成熟。总之,中国经济还是一个转轨经济。

  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企业文化如此,在宏观经济分析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有五千多年的积淀,可谓博大精深,这是中国最基本的一大国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其程度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当然中国经济必须与国际接轨,这是由于人类正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主动积极参与就会被边缘化;同时只有主动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分析的先进内涵,我们才可能后来者居上。但是,一切外来的先进东西,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特别是文化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全球理念”和“中国功夫”,两手都过硬,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制胜之道。
 二

  既然首要的是从政治角度分析宏观经济,那么就必须首要地关注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能否在对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当然,也包含了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从理论到实际,从战略方针、行动部署到具体政策,全面而丰富。我体会最主要之点有三,即“三、二、一”。

  “三个代表”。十六大确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这里不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我只指出一点: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中国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教兴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建设学习型社会……归根到底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全面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二个务必”。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将演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戏剧——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因为胜利了,我们可能骄傲自满起来,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是坚贞不屈的英雄,但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倒。因此,他告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执政五十多年历史证实了这点,什么时候贯彻了这“两个务必”,我们的事业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两个务必”,我们的事业就受挫,乃至巨大的损失。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十分重要、十分及时的。它表达了全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十六大各项大政方针所必须具有的精神状态。毛泽东的教导没有过时,温故而知新。新就新在,与十六大报告结合起来,对“两个务必”还必须作与时俱进的理解。我们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更没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骄傲不得,必须谦虚谨慎地努力前进。同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浮躁不得,急于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事,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实现,是执政以来屡犯错误的一大根源。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这不仅因为我们的家底还薄,必须继续崇尚节俭,反对一切败家子的浪费和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是面对党所承担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使命,面对国内外极其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全党必须积极开动脑筋机器,以艰苦地脑力劳动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党进步的灵魂。

  “第一要务”。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它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直接传承,同时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两个务必”,归根到底也是体现在贯彻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之中。理论先行,理论界应该花大力气研究这个“第一要务”;经济是基础,经济界应该站在推进“第一要务”的第一线。

  三

  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那就是说各级党和企业应该首先贯彻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各级领导第一把手第一项要认真抓的任务。悠悠万事,兹事为大,兹事为先。党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决定,一定要坚定地认真地加以贯彻。

  党的八大,大会提出暴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多么正确!如果当时按照这个方针走下去,今日中国将是何等民富国强的局面。不幸,1956年下半年刚开完八大,1957年春夏之交就开展了一场“反右”运动,从此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闹成“文革”十年浩劫,把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付出了学费就能长见识。历史的教训铭记在心,就成为一份难得的财富。

  现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多么正确!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各项大政方针,“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求全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多么及时!能不能把“第一要务”放在第一的地位、第一的顺序来抓,是衡量各级党和企业是否真正贯彻十六大精神和方针的试金石。
  有些问题可能干扰或转移我们的视线。

  干扰之一是多变的国际形势。国际的和平环境,常常出现令人担忧的危机,在危机面前,中国还能否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干扰之二是失业和下岗问题。这无疑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人富有同情弱者的文化传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深厚,一人下岗全家不宁;加上一些传媒炒作某几位专家的“研究”,失业率步步攀高,最近甚至危言耸听估计已达到8%、10%之巅峰,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最近五年失业率并没有增高,2002年底城乡登记失业率仅3.8%,城乡调查失业率(包括下岗等),也没有超过6%,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真不知这些专家估计的数字从何而来?我无法判断国家统计和专家估计哪个更准确,我的问题是:1.2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平均每人年收入8000-10000元;20%的退休职工返聘、受聘或创业;近20%在职职工有第二职业,为什么城镇还有1000多万失业和下岗?更何况还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情况,即第一职业不做了,第二职业干得火红,所谓“隐性就业”。上海曾对两个行业进行调查,“隐性就业”率达到40%、60%。国家统计局调查,下岗失业人群中,有固定劳动收入的近一半。去年报载杭州对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弱势群体各种补助、津贴和减免每年超过10000元,坐在家中成万元户;实践结果,最近杭州作出新的规定:对拥有机动车的、购买金银珠宝和古玩字画的、出入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的、送子女入私选学校的、拥有移动通讯等八类人,不得领取低保补助金,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中国下岗失业的实际状况并不是某些专家和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观念,观念必须更新。下岗失业者应该发愤图强,努力上进,争取再上岗就业。国家可提供各种学习机会,特别是工会,既然劳动者过去每月2%的工资依法上交了工会,那么此时就应该承担起无偿培训的责任。通过学习和培训提升下岗失业者竞争的能力,争取在下一轮竞争中取胜,从而形成社会劳动力优化的良性循环。

  干扰之三是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均贫富”是几千年农民的最高理想,所以这个问题是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有煽动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最后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又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某些专家算出了经济学的“基尼系数”,先是达到建国以来所没有的高峰,继而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更是达到0.45,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临界点。这些专家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要么你那经济学有问题,要么你那数据有问题,要么你运用经济学和数据有问题,就数据而言,中国的GDP统计应该是比较严密的,还有人怀疑其中有水分,真不知道你那贫富收入数据从何而来?中国文化传统从来是“不露富”、“穷光荣”,更何况,中国农村有许多列不到统计的收入,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灰色收入,你能调查到严密的数据?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数据,说是银行存款中20%富人占有80%存款,80%穷人只有20%存款,贫富差距多么悬殊!我搞不明白的是,中国有钱人一是贪官污吏,可他们谁把钱存在银行里自我暴露?要存也存在外国银行里嘛!二是私人企业主,可是又有哪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把钱存在银行里?他们之所以富,就在于他们总是把资金投入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还要尽可能向银行贷款,哪有钱存银行?实际上放在银行的都是我们工薪阶层不懂投资不敢投资的辛苦钱。我知道,有一些私人老板为了逃税,用旅行包装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现金交易,从来钱不过银行的。我还知道,一些不知投资、不想投资的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比企业存款多一点的利息,以个人名义存入巨额资金。我还知道,有些农民有钱不敢存入银行、宁肯层层包裹放在床垫下,怕人家知道家底。等等,等等。这些情况西方经济学搞得懂吗?如果说这个数据反映了20%城市工薪阶层和80%农民之间存款差距,反映城乡差别应大致差不多。还有一个数字:占全国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l,扩大到12.66:l。不难判断,这个差距主要也正是反映了城乡财富的实际差距。当然,这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明显了,而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但是,是不是已经达到危险警戒点呢?首先应该指出,城乡差别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即农村人口没有降至总人口10%以下,农业没有像工业一样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城乡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经济学的基尼系数是经济发达国家一元结构社会(城市经济占绝对优势)下表征收入差距的一个方法,怎么可以简单地套用到像中国这样二元结构社会呢?改革开放伊始,银行储蓄余额不足1000亿元,而如今已超过10万亿!改革以来二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20.5倍和16.5倍!所以,现在的差距是在共同“富裕”了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与过去共同贫穷时的差距,有本质上的飞跃!诚然,过去城市里的职工月工资是“36元万岁”,似乎贫富悬殊不大,可是当年中国有2.5亿人不得温饱,许多贫苦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公社生产队10元、20元,乃至更多,是负收入,实际上贫富差距无穷大!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劳动的含义不仅是劳动量,还应该包括劳动质量。既然如此,收入差距从而财富差距拉开是合乎规律,也是完全正确的事。过去,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大多数工农和知识分子贫穷,极少数寡头家富万贯,不公平,自然形成阶级对立,社会动荡不稳定;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分配是平均主义,是“脑体倒挂”,不仅“蛋糕”做不大、形成短缺经济,共同贫穷,同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也是最大的不公平,社会也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正确贯彻,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可以预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优越性必将得到真正的体现。

  干扰之四是腐败问题。它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得民心的举措。党和企业反腐败的决心不能不说大,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执政党对自己企业的腐败像共产党这样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判与揭露;党和企业反腐败的举措也不能说不够严厉的了,每年处置了数以千计万计的贪官,高至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然而,腐败案子还是越来越惊人!什么原因?腐败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体制上的弊端。市场经济体制而又延续政企不分的管理,使得权钱交易成为必然的可能。只要企业保留着不必要的经济活动审批权,即使是必要的审批权又缺乏公开性和监督机制,腐败就不可免,越是管理体制不完善的行业,如证券、房地产等行业,腐败现象越严重。所以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是当务之急。贪官屡出,还说明干部选拔体制有漏洞。吏治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我国干部选拔体制还延用了过去“伯乐选马”的机制,那么谁来选伯乐呢?谁来监督伯乐?谁来监督“监督伯乐”呢?须知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都必然要腐败。总之,只有认真进行经济、政治和党的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胡锦涛同志讲得好:“把反腐倡廉寓于政策措施中,从源头上预防解决腐败问题”。

  以上下岗失业、贫富差距、腐败问题,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积累多年,应该认真解决,掉以轻心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过分夸大渲染以致人们惊慌失措,转移了视线,那就更加危险了。归根到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依靠发展。所以,必须坚定地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前进再前进。

  

  那末,如何抓“第一要务”呢?江泽民同志指明了方向:“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四个新,就是要全面创新。不创新,“第一要务”是落实不下来的。

  千创新,万创新,体制创新是第一位创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干好事。只有制度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更换或者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创新理论的指导,对经济体制、国家政治体制、干部选拔体制、党内民主体制等进行全面的创新,这是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体制创新是一个重大的专门论题,已经超越我今天讲演的范围了。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形势怎么样?我的判断是相当良好,虽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么多年来,每年年初,“两会”期间,专家和代表们指出各种问题,各种危机,使党和企业居安思危,勤政开拓,结果年终算帐还是大有进步,正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

  今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形势怎么样?取决于是否坚定认真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各项大政方针。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把发展真正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抓,排除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任它东南西北风,抓住发展不放松,那么,21世纪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必定是日新月异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指日可待的。

About 吉宁博士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