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人大经济所发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预测”主题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主题报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预测(2009-2010)———走出‘进退两难’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明年的宏观经济策政策“进退两难”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超预期反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阶段，但这些反弹具有“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深层次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呈现“双W轮动”的调整战略模式。
在经济内在惯性、政策持续刺激和世界经济反弹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在2010延续增长的态势，但季度增速呈现逐季轻微回落的趋势，与2009年相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将呈现同比增速“倒V”型变化。
不过，如果我们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很可能呈现出“双W轮动”战略模式。即从GDP同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为“V”型，但中期却呈现为“W”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2010虽然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内在矛盾累积的作用下，在2011-2012年依然存在较强的中期下行力量。从环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2008-2010年将呈现“W”轮动的战略模式，内生的、持续加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产出缺口存在强烈波动的趋势。
宏观经济政策步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所谓“进退两难”的局面是指，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具有两大方面的冲突：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很可能带来短期的快速回升和经济的过热，但却可能使政策主导性反弹压制市场复苏力量的培育，未来投资驱动增长战略模式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结构恶化、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在中期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在中期的“第二次探底”；另一方面，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机制夭折，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
导致这种局面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内在的结构刚性和内生的深层次矛盾：第一、目前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系、国有经济的利润分配体系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权力本位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内生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膨胀倾向”，这往往会导致出现“过度救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来掩盖问题，进一步利用投资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内在矛盾在延迟中被放大。因此，在内在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选择，只能是选择在短期出现“第二次探底”，还是在中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探底”。第二、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刚性与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一方面使宏观调控可选的方法十分单一，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单一选择只能严重依赖于企业，从而使大家期望的均衡局面难以出现。
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的局面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
一是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重化工业受到重创。企业救助计划中很重要的着眼点也在于此。因此，2009年经济反弹最为迅猛的是重化工业。但这种复苏似乎与我们结构性调整方向，与中国战略所确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一致。
二是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增加就业、安置失业是中国宏观与社会救助的核心。但是目前整体的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这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很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匹配。
三是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刺激出口，使出口迅猛回升会带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复苏，但也会使中国经济增长战略模式又回到老路。
四是房地产战略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作为民生产业的房地产战略，企业希望能够广大居民能够具有相应的购买力，因此不希望房地产战略价格上涨；而作为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战略，企业希望在价格合理回升中提升投资和销售，从而带动宏观经济政策运转，由此产生了企业在调控房地产战略市场上的矛盾心态。
五是作为地方企业核心财源的房地产战略土地与作为中央企业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地方企业希望在土地价格快速上涨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让金和相关房地产战略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中央企业却希望城市化进程不能过度减少农用耕地，平衡房地产战略发展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六是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减存量是解决结构问题的一个核心途径，但减存量将带来大量的遗留问题，难度很大。同时，增量可以通过控土地、控信贷和控项目审批等途径实施。由此产生了结构调整中可实施的路径与效果之间的冲突。
七是汇率政策调整中两难选择。这种两难选择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为贸易战略的汇率政策与作为金融战略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作为热钱治理的汇率政策与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这些矛盾将重新出现。
八是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如何在数量退出与价格退出上选择。这种两难选择集中体现在，如果继续货币数量性的收缩将导致很多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从而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而进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收缩，将直接成为诱发热钱涌入、导致货币政策失灵的风险战略。
九是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这集中体现在结构性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而进行的企业主导性的战略工程，它不是宏观调控年度的核心内容，不能把它处理为短期战术性的行动，从而导致年年结构性调整，但年年重新出现结构性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面临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存在多元化的取向，“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民生”、“管预期”等多重目标成为2010年宏观调控的任务。但是，这种目标设定违反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调控的基本原理———“匹配性原则”：政策的目标不要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标；政策实施时必须要将工具与其最有效率的目标相匹配。
“以进为退”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和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全面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
“以进为退、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高速中调结构、在连续性中谋退出”可能是中国近期的最佳选择。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强化“速度目标”是解决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的有效之道。
宏观经济政策原因有三：
首先，促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由“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全面过渡依然是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核心重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刻。例如货币政策的退出必定意味着大量中长期工程成为“烂尾工程”，从而使未来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无法全身而退；财政政策的退出必定带来社会工程改革的滞后和停步，从而使市场性自发消费无法全面启动，反而带来消费性下滑和结构的进一步恶化，使财政政策无法真正退出。
其次，要在保持企业刺激性需求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支持市场性需求方面大规模进入，为市场性需求的复苏以及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打下基础。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应当进一步强化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渗透，而不是防止价格的复苏。未来的财政政策应当强化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民生工程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建设，而不是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进入。
最后，相对弱化“结构目标”、“通胀目标”，并非意味着这些目标不重要，而是要将“结构性目标”纳入到战略调整的高度，而不是短期宏观调控的范畴；要将“通胀目标”纳入到经济复苏的总目标之下，使之成为从属性目标。
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建议
对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证其总体方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刺激的着眼点。其中财政政策应当以“促民生、建社保、改工资、稳投资”为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以“促进流动性的渗透性、抑制资产价格高涨”为目标。因此，财政赤字在2010年财政收入上扬的前提下不宜减少，货币政策在维持M2和M1正常增长的同时，新增信贷总量不少于7.2万亿。具体包括：
稳定目前各类在建项目的企业投资，对于地方新建项目和进一步的投资膨胀进行适度约束，防止2011-2012年地方企业财政恶化而带来大量的“烂尾工程”和进一步结构恶化的问题。
民间投资战略的启动不能以资金保障和利率补贴为主，而是以行业开放以及准入调整为主。同时，约束大型民营企业家在利润和资金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防止出现过度的“国进民退”。
消费启动依赖于社会工程的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是单纯一次性收入的增长。因此，2009年消费政策可以适度延续或局部扩张，不宜大规模、全方位进行，因为过度的消费性政策刺激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使未来的退出带来不必要的波动或社会动荡。消费政策应当与民生工程、工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相结合。
应当以“投资杠杆率”控制为主、利率调控为辅，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适度提升、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提升、严格热钱流入以及差别化利率调整等。
房地产战略市场的调控是2010年的重点，供给放量依然是政策调整的落脚点，但关键在于土地供给和土地囤积的管理。
虽然2010年通货膨胀问题应当弱化，但对于一些瓶颈产业的供应以及关键产品的价格变化依然要保持高度关注。
热钱的大规模涌入是2010年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
贸易政策战略保持相对稳定，不宜进一步出台政策刺激出口的复苏，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应当保持积极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