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管理实践的探索中，不乏有人从《水浒》的绿林事业中学管理，把经商比做人在江湖。这当然不无益处，但是重庆打黑所暴露出来的商黑互养的黑幕告诉我们，袍哥义气之类很容易使合法经营涉黑。有意思的是，重庆涉黑团伙包括“黑老大”在受审时几乎都不承认涉黑。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与有人在管理中拿《水浒》说事所隐含的糟粕有关。因此当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解读《水浒》时，有必要明辨是非，增强“去黑”的免疫力。
义与黑
梁山好汉武松刺配孟州时，没想到在牢城营里会受到优厚礼遇，原来是牢城营管营的儿子小管营施恩有意结交他。施恩在孟州道上的快活林开辟了一座市井，逐渐成为山东、河北客商的集散地，有百十处大客店，生意不错。后来本地张团练带来的一个家人，人称蒋门神的大汉要抢占快活林，一顿拳脚将施恩打的两个月起不了床。施恩忍气吞声，快活林的生意由他霸占。武松原是个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的硬汉，那里容得什么蒋门神仗势欺人，况且作为一个囚犯还要报答牢城营管营的知遇之恩，因此他施展拳脚，打得蒋门神俯地求饶。施恩虽然重新掌管起快活林的生意，最后还是因为武松的命案上了梁山的道。
从管理的角度分析，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人霸占固然可气，但是他在竞争的过程中过于相信“实力”则不足取。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产品技术创新之说，但是通过公平交易在市场上立足还是应该成为商家的本分。而施恩在快活林市井中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用现在的话说，靠得是对市场的“垄断”，即“依仗随身（枪棒）本事”，“捉着营里的八九十个弃命囚徒”，也算称霸一方。在牢城营中对武松的格外关照，同样看中的是武松打虎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当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蒋门神所黑之后，武松醉打蒋门神虽然以江湖义气的形式出现，却难掩黑吃黑的套路。
我们这里无意指责梁山好汉涉黑，而是想提醒经理人在管理中不能因哥们义气误入黑道。在产品技术创新之外寻求市场“垄断”，最容易因义气用事而涉黑。平心而论，施恩父子希望武松替自己复仇，并没有想到后来的“血溅鸳鸯楼”会伤及那么多的无辜性命；但是从案件的起因来看，施恩父子在孟州牢城营对一个囚犯酒肉伺候，显然早有预谋。施恩父子与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之前进行了较为周密地安排，也符合“有组织”犯罪的条件，三人以上即可被视为“有组织”。即使施恩父子事后否认有意涉黑，也难逃黑吃黑伤及无辜性命的干系。
道与利
时迁等人在路过祝家庄时，偷吃祝家店里的报晓鸡，还把人家的店给烧了。梁山泊头领晁盖听说并没有袒护，要手下把随行的杨雄与石秀斩讫报来：“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却被宋江、吴用劝住了，“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倒来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于是便有了三打祝家庄之举。如果说教训祝家三雄还算师出有名，将邻近的扈家庄洗劫一空确实太黑。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解读打祝家庄的决策，涉及到企业形象的打造与现实利益的获取哪一个更重要的选择题。晁盖的严厉无疑有利于我们所说的企业形象的打造，宋江也是拥护的，抚谕杨雄与石秀；“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犯，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亲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但是宋江更看重现实利益的获取，主要想的是给山寨补充粮草。虽然打着为兄弟报仇，不让梁山受辱的旗号，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以忠义为主”的约束。且不说从祝家庄夺得好马五百余匹，粮米五十万担，牛羊不计其数。扈家庄庄主已经投降，也在配合宋江的行动，李逵还是血洗扈家庄，搜刮庄里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
即使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来看，在类似于企业形象的打造与现实利益的取舍之间，宋江在“替天行道”的生意中也是在兼做黑道生意。宋江没有追究李逵洗劫扈家庄的责任，就是在纵容他，洗劫在客观上是在梁山“固定的组织形式”中完成的。另外把李家庄“一把火烧成白地”更是宋江的精心安排。这就告诉我们，在管理中不能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损害企业形象，以利代替道。宋江明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却善于因“财”而设道，那是在自欺欺人。取得现实利益是必要的，但是对道的践行不能屈从于取财，即现实利益的取得；否则“替天行道”就成了伪道。当李逵们将这种伪道推向一个极端时，伪道就成了黑道。
逼与赚
“逼上梁山”一般是指在走投无路之际逼出来的，但也有“被走投无路”而被“赚上山”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被宋江称为“北京大名府第一等人才”，作为一方富商，他并没有把宋江一伙看在眼里。吴用乔扮成算命先生，断定卢俊义“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说出四句卦歌，让卢俊义写于壁上：“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用这首藏头诗“卢俊义反”，绝了卢俊义的退路。在吴用的策划下，卢俊义被诱至梁山返乡后遭家奴陷害，吃了官司，屈打成招，命悬一线。宋江调兵遣将，几番征战打下了大名府。此时，牢笼中的卢俊义与宋江等已经成了“患难之交”，梁山泊对他的慷慨接纳便成了一次成功的“抄底”。
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角度来看，宋江思贤若渴似乎值得称道，如果能够“三顾茅庐”或者“高薪诚聘”，亦不失为一段佳话；但是吴用所使用的一系列计谋实在不地道。从精神控制、暴力手段、变相监禁到栽赃陷害，手段甚于绑架。弄得卢俊义的妻子与家奴私通，有家不能回，“撇下海阔一个家业，耽惊受怕”，后来虽说被招安，还是被毒客死他乡，等于毁了卢俊义的一生。在梁山泊的绿林事业中，像这样被“赚上山”的绝不是只有卢俊义一人。如果说卢俊义们中了人家设的局，与社会无害，那么它也反映了黑社会组织的内部特征，给梁山聚义蒙上了一层被纠集起来的色彩。
宋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以用石碣天书的形式“证明”自己绑架“人才”的合理性，现代管理中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套。那么我们就不能单方面按照企业的意愿采用设局的方式纠集“人才”，将员工的利益强行绑架在企业的战车上，自己坐吃人口红利。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绑架不一定采用威胁和暴力，也会以正常的招聘形式出现，利益诱惑、允诺同样可以瓦解人们的意志；经理人通过测试忠诚、狼性、忽悠技巧为基础挑选绑架目标，显然经过了周密的设计，目的在于使人上套。沿着这种惯性再往前走一步，不是涉黑就是给涉黑组织提供了“替天行道”之类的包装。
反与顺
李逵的叛逆性格鲜明，痛斥有法不依：“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有法不依的另一面是潜规则作怪，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叛逆性格用在应对各种潜规则的诱惑上，在当前不无积极意义。可是问题在于，当经理人对市场竞争中各种潜规则深恶痛绝时，不能又试图利用潜规则，口头上声讨实际上顺从潜规则，像宋江那样希望被潜规则“招安”，直至为潜规则充当马前卒。因写反诗而上梁山的宋江名正言顺当上梁山老大后，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大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这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李逵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同样可以用来表达对拿潜规则说事的愤怒。
从管理中潜规则盛行来看，我们不能像宋江那样出而反尔，对潜规则实施投降主义路线。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监管乱相，潜规则就会取而代之；这同时是对经理人行使经营管理自主权质量的考验，需要增强自我约束力。潜规则的存在的确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使得正当管理所产生的效益很难发挥应有的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在声讨潜规则的同时反过来将它作为放弃管理创新的理由。如果为了在潜规则中分一杯羹，甚至在潜规则中推波助澜，拉拢强势者，吸收更多成员，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争取更大的资本，就会形成和助长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的潜在势力。
尽管宋江通过李师师走皇上后门，沾了潜规则的光而被招安，还是难逃在潜规则中丧生的命运。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对潜规则抱有幻想，要坚持正当管理。既然潜规则对于“誓书铁券”之类根本不当回事，维护正当的权力就应当彻底与潜规则划清界限，并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对潜规则的迁就、归顺中实现。企业管理如果对潜规则形成依赖，就难以形成和巩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很容易使企业摆脱不能自拔的涉黑风险。即使能够在潜规则中暴富，通过热心时政、热衷慈善，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漂亮的“政治马甲”，最终也难以将原罪洗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