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对经济社会的最终结果的诉求及愿望的引导而开始起航的，但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几度出现经济发展游离了企业设计的路线图，社会经济增长出现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偏靶现象，这或许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难以求解之谜。
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和企业认为经过多年的政治动乱，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已是阻挠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下定决心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已刻不容缓。按照当时的中央计划和部署，至少要用5年或更长的时间，将严重失衡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过来。但这样的目标，仅在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就将其吹得烟消云散了。在深圳、厦门、珠海、海南特区设立之后，中国沿海刮起了外向型经济的第一次风暴。
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号角吹响了，外向型经济的浪潮由南向北一直席卷到北国的边陲小镇。这样早已纳入计划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在吸引外资及国内大投资的趋势下也就不得不胎死腹中，产业结构非但未能作必要的调整，而且经济结构性问题越积越重，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出了新旧产业、新型经济区域与传统经济区域在发展选择上的严重冲突。
在那个时候没有谁会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样的社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所需要的吗？个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途径的背离应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第一次偏靶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调整，其发展目标已经逼近走内需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来袭，治理金融秩序却摆在了中央企业的面前，并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但经济低速增长对于一个追求GDP高速度的社会心态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更高浪潮的兴起。因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外向型经济浪潮暂时停歇。这一过程也许可以看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偏离发展目标的标志。
回想这两次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偏靶现象，那时的思路停留在追求GDP高增长，追求国民经济的绝对增长而制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诉求是极为自然的。
然而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GDP基数和规模已经越来越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是否还需要保持高速增长？
党的十七大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际上也是洞悉了整个世界经济状况而制定的。但这样的发展目标能否最终沿着她的航线前行早在去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增长速度与质量尚不可兼顾的两难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选择了增长速度，虽有无奈，但更多的还是历史责任使然。从较为短期的经济政策及社会的习惯性思维模式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与路径的游离而再次形成偏靶的可能性甚大。其一、在世界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主体实恐经不起外需增长的诱惑；其二、就业、社会稳定等责任重压，告诫企业做出持续保增长的选择；其三、社会经济主体意识尚未跟上战略目标调整的转变，高成长过程中的利益冲动及惯性仍在发生作用等。
需要指出的是，前几次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与途径偏靶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次次歪打正着的幸运。如此的经济高增长，急速的城市化、工业化推进，而缺乏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抉择和执行，也许将会使经济发展离环境和资源不堪重负越来越近。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与路径再次偏靶，这也许真正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难以求解之谜，但我希望我们能够破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