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中华文化面临伟大复兴、中国社会面临历史性转折和中国企业面临全球化挑战的阶段，建立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当代管理学的构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尽管中国式管理提出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管理的构筑，但由于掉入了诸多非理性陷阱，因此，不仅无力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反而会阻碍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之路、海外华商的成功，还是中国领先企业的制胜之道，都证明了中国式管理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管理实践。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构筑既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更不具备现实意义。
我们必须走出中国式管理的陷阱，才有可能构筑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的中国管理体系。那么，中国式管理究竟落入了那些陷阱呢？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尽管中国式管理经不起科学的推敲，但却赢得了很多人的推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人的分析非常到位，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共鸣。看了中国式管理的分析，感觉自己的老板就是这样管理的。比如有话不直说，让员工自己揣摩“圣意”，公司中正直敢言的人往往并不顺利……等等，这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实情。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种管理方式，但毕竟大家多为凡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无奈之中，便也不得不表示对现实的屈服。于是便觉得中国式管理很高明。
事实上，中国式管理的逻辑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尽管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行为，但是，中国式管理并没有充分的论据证明这些管理行为一定是最有效的行为，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在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结论之下，中国式管理未加论证，又进一步得出这些管理行为在世界上是合理的之结论。显然是一错再错，滑入虚无的深渊中去。
而事实上，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管理方式，虽然广泛存在于中国企业中，但并不是中国管理的主流，特别是并不代表中国管理的方向。
比如，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面子文化”，讲出了中国人好面子的实情，很有道理。可是在管理中推行“面子文化”，却与企业的绩效需求相悖。无论如何好面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也只能放下面子。海尔等企业就彻底抛弃了“面子文化”。尽管面子仍然是存在的，但在管理中，照顾面子也只能成为一种边缘文化，而不是主流文化。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二：对西方文化与管理的简单否定
中国式管理还存在着对西方文化与管理的简单否定。而这种否定往往不是出于科学的分析，而是出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式管理认为，就管理的实务发展来看，日本式和美国式管理，都逐渐向中国式管理修正，这意味着21世纪即将成为中国式管理的世纪。这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关于中国式管理对西方文化与管理的简单否定，我们在相关的文章中已经又具体的介绍。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企业现代化的毒药。如果沿着中国式管理所设计的路径走下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将是极大的灾难。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三：“道”与“术”分离的悖论
“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是一个很能蛊惑人心的说法。作为中国式管理假说的前提，这种提法很能激发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然而，“中国哲学世界第一”不仅是一个无法成立的虚构，“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更是一桩强迫的婚姻。因为西方管理科学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抽掉西方哲学，就不存在西方管理。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早就深刻地体会到，所谓“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完全是一种与管理实践相悖的假说，根本行不通。
华为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引入西方成熟的管理模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华为在实践中认识到，结合中国现实的文化环境固然重要，但要实现管理的国际化，必须解决“道术合一”的问题。而要实现“道术合一”，就必须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找到二者的相通之处。而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四：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继承
中国式管理打着复兴中国文化的旗号，却对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严重的曲解。事实上，中国式管理对儒家文化并非真正推崇。曾仕强先生曾说：“中国人不崇拜权威，好不容易才敬仰孔子；拿孔子的话来沟通，当然比较容易接受。……我们把孔子神化，实在有不得以的苦衷。只要对大家有利，继续把自己的智慧加在孔子身上，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中国式管理连孔子思想的优秀部分都没有继承，更不要谈在孔子的身上加上自己的智慧了。中国式管理没有真正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管理忽视了对尧舜禹之先贤时代文化精神的研究与继承，而这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后来的中国文化则逐渐偏离了先贤文化的优秀传统。尧舜禹之先贤时代，不仅是一个信仰发达和非权谋文化的时代，而且与希伯莱文明具有内在的相通性。那是一个信仰高于道德的时代，正是因为有信仰的支撑，中华民族才孕育出伟大的道德。而儒家之后的中国文化，则逐渐遗弃信仰，并以苍白的道德说教为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是先贤时代伦理的继承，具有与先贤时代同样的道德高度。然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几乎都忽视了对一个关键问题的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道德，在尧舜禹身上能够实现，在赢政和刘邦以及后来无数的君王身上都实现不了呢？
第二，中国式管理在继承《易经》与儒家思想时，由于缺乏科学的标准，出现了鱼龙混杂，甚至是继承了太多糟粕的现象。比如，中国式管理没有继承儒家坦荡正直的君子风范，反而推崇察言观色、表里不一的小人行径。中国式管理没有继承《易经》的伟大哲理，反而继承其占卜这样的迷信行为。
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式管理在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之路上，已经走入相当严重的歧途。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五：主要概念和思想基础缺乏逻辑与实证
第一，中国式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不符合现代管理实际。
第二，中国式管理的思想基础“交互主义”，没有证据表明优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且这有一提法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都具有相当大的虚构性。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六：核心部分不符合现代企业绩效要求
第一，关于组织形态。其实中国式管理所谓树状的组织，只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并无真正的特别之处，其实质是一种管理风格，而并非真的是一种组织形态。所谓的树状组织的精神，诸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职位越高的人，权变的弹性越大，越不受法令的限制”、以及“因人设事”，即“按照组织成员的特性，来加以合理组织”等等，都不符合现代企业绩效要求。
第二，关于计划方式。中国式管理所说的“随时调整的计划方式”，更多的是为中国企业不重视战略开脱。
第三，关于执行过程。中国式管理“无为的执行过程”，只是一种理想主义，不符合事实。在管理实践中，是否“无为”取决于被执行某项具体任务的员工的状态。
第四，关于考核手段。中国式管理的在考核中考虑每个人的面子的做法很难实现。特别是，中国式管理的“面子文化”还和老于世故联系在一起。正如曾仕强先生所说，“希望在圆满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则：第一，平时要以广结善缘的态度，结识各种关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时商请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随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发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场面；第三，要慎重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种党派或势力圈？”
第五，关于沟通技巧。中国式管理的“不明言”、“先说先死”、“会而不议”等明显脱离现代企业管理实际，与现代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关于领导风格。中国式管理的领导风格一方面与权术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有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倾向。关于权术，中国式管理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规定中国人鞠躬，还不如把屋檐压低，让他自然非鞠躬不可。”关于领导风格，中国式管理推崇的“无为型”领导，在管理实践中，只是领导风格的一种。要达到企业的绩效目标，靠单一的领导风格是不够的。
中国式管理陷阱之七：唯中国文化论
中国式管理对中国文化持全盘肯定，而对西方文化持全盘否定之态度。尽管中国式管理对中国文化的分析有很多精辟之处，但却没有丝毫的批判，而是抱守凡属中国特色均为优秀的观点；相反，对于西方文化，则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否定，民主也好、信仰也好、哲学也好，西方样样都不如中国。这种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叫人信服。
全球化与信息化使中西文化融合成为当今独特的文化现象。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并不是西方文化吃掉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吃掉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事实上使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成为混沌文化。
混沌文化的提出与研究，对消除人类各文化之间的偏见，以及对全球化时代的管理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偏见，正是由于未能认识混沌文化现象。文化偏见导致了中国式管理的“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之假说。其立论前提是，西方发达的部分只是科学，在哲学、人文方面毫无可取之处。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立论。
因此，中国式管理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道，解释为儒家文化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结合。而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的文化，尽管都有儒家文化的痕迹，却并不是简单的儒家文化。韩国就更不待言了。东亚发达地区的文化显然都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很难分清到底何为儒家文化、何为西方文化，而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宗教信仰的复杂交织，因此本质上是无边界的混沌文化。
结语：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困境
中国式管理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传统价值体系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迷茫。
而独尊中国传统文化，且对传统文化片面继承的中国式管理，在错误的文化取向下，使中国管理陷入了自欺欺人的现代化陷阱。
中国式管理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就算荣格真的说过此话，也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而事实上，世界公认的影响最大的书并不是《易经》，而是《圣经》。在《易经》中存在着很多糟粕，而《圣经》却自始至终无可辩驳。
在中华文化复兴方面，最被中国式管理所引用的事件就是：“1988年，76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事实上，早就有参加过这次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者指出，这纯粹是一个虚构，会上根本没提到孔子的名字。
因此，中国式管理不过是新儒学的残光在管理领域的反射。而新儒学在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不仅缺乏效率功能，而且其道德教化功效也值得怀疑。
2005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利用访美机会前后申请6名“妻子”同往，构成犯罪。“郑家栋现象”表面上似乎与儒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好象纯属个人问题，但实际上暴露了新儒学的现实困境。
两千年来，儒家一直通过个人修养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而实际上，连孔子也有“子见南子”事件，连朱熹也有绯闻。道德并不能使人真正成圣。
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以古圣先贤的标准来看，事实上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的现象。
走不出道德的泥淖，是新儒学的困境；而走不出新儒学的阴影，是中国式管理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