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一、“中国式管理”提出的社会与历史背景
中国式管理模式，最早由台湾的曾仕强先生提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极大关注，成为过去几年里业界管理培训中的热点。但是，随后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根本不存在管理模式上的中外差别，认为中国式管理是一个假问题，批评的对象自然主要以曾仕强的观点为目标。经过几年的讨论，至今仍未能在学界与业界形成共识。探讨虽在不断在深化，却仍难以满足有效提升中国式管理企业实践的要求。
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只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了一个高度，中国企业作为整体，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显现力量之后，人们才会开始探讨、思考支撑这种经济腾飞的主体—企业的管理模式的效力问题，这是中国式管理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被广泛争议的前提与背景，也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中国式管理问题，才能理清思路，孤立地就问题谈问题，则问题永远是问题–找不出答案来的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会随着本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形成区别于他国的各自有效的企业管理模式。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欧洲国家，相应于资本社会化的股份制形式，注重公司治理模式的完善问题，其典范是以OECD的公司治理原则为蓝本，推进企业管理的有效性。
20世纪初的美国，在欧洲文化基础之上，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伴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历史进程和管理学学科的独立，以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培养与成长，推动了企业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这种管理学理论与管理学实践的相互促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成长与美国竞争力的强大引擎，这是因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具有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实现便会成为可能。
二战以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腾飞的经济体，代表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学者们对这些经济体的研究证明，他们都是在改造利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中引起了世界管理学界广泛关注的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与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学者据此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资源、技术、管理水平都十分欠缺的后发国家，过去28年来的经济腾飞，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而非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认识清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这是中国式管理 问题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二、如何认识曾仕强的理论
作为中国式管理的提出者，曾仕强先生的很多说法，多为从组织行为学的个体层次角度，分析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上，区别于西方文化下组织成员之间交往的心理差异，并据此指出中国式管理的核心是“修己安人”。应该说，曾先生是找对了病根–不同文化造成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与行为差异；却开错了药方–强调经理人的自我修身。很多学者批评曾的理论过分强调“修己安人”，容易走向人治，也影响了企业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这种批评很到位，因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不是个体行为及其心理差异，而是群体行为、心理是否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问题。
但是，不能因为曾的理论欠缺，就由此否认了中国式管理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根源于美国文化的美国管理模式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一致，根源于日本文化的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与日本的群体主义文化相匹配，而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也必须在学习欧美与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过程中，创造出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道理也简单明了：即使我们把美国、日本的管理经验全部学过来却没有自己的创新，凭什么就能断定必然会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局？
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外国管理经验才能实现制度借鉴与移植的有效性。结合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质实现管理制度创新，是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从管理学界的共识来看，国家竞争的关键是企业，企业竞争的关键是“人”，是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决定着“人”的创造性大小的激励主因，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参看《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文化含义》），由此造成适用于不同文化与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这种结论，从海尔、华为、蒙牛等企业令人印象深刻的超速发展中，已经反复得到了证明，从TCL国际化挫折中也得到验证（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企业文化国际化”问题》中有过分析）；即使是美国的GE，也在其全球化经营过程中，强调本土化管理的重要性并取得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而忽略了文化差异对管理模式影响的甲骨文公司，则步履艰难，这一点在原Oracle中国公司北方区电信行业销售经理张建国登发在《IT时代周刊》上的“一个狱警怎样坐上Oracle中国总经理宝座”一文中，有着最为形象的证明。
三、有关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三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