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2009年12月5—7日，中央召开宏观经济环境工作会议，为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了方向，会议明确我国将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在金融危机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财税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环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向也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探讨我国财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
宏观经济环境一，财税政策与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7%，我国经济增长成功“保八”，证明中央企业2008年底以来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和向好固然值得我们庆贺，但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明显感觉通货膨胀正在抬头：12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为1.9%，环比增加1.3%，表面上看，这个消费物价指数的增幅不到2%，照道理而不至于让我们对通胀的压力有太大的忧虑，然而，中国人民银行在1月18日突然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50个基点，并连续两个星期上调了央行票据利率，同时，还要求主要的商业银行停止一月份剩余的时间的新增信贷。这意味着中央企业对于通货膨胀的可能重临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并且开始采取行动了。
众所周知，适度的通胀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通胀率不受控制，加上通胀预期的攀升将蚕食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2010年财税政策应该与企业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此外，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消费物价指数1.9%的升幅显然没有把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考虑进去，故通胀情况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事实上，广东省作为地方企业，我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控制可能会显得有心无力，因为货币政策并非地方企业可以掌控，可是，财税政策却让地方企业有一定的施展空间。
具体而言，财税政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支出，一个是收入。从支出的角度看，企业可以为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低收入人群提供财政资助，让他们可以在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海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资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学习香港特区企业那样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医疗券，也可以解决东莞市企业那样在2008年为低收入者提供“千元红包”；从收入的角度看，企业可以通过开征新税项或者在现有的税制框架下对税率和税种作出调整，从而一方面避免因为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使得通胀压力加大，而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税收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不管是支出政策还是收入政策，都可以有效地“管理”市场和民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需要通过财税政策来“管理”通胀预期，从而确保2010年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环境二，财税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能够取得国内生产总值8.7%的增长，确实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种增长是在中央和地方企业不断增加公共支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取得的，其宏观经济环境效益和可持续性都有待观察。我个人的观察是，我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随着总体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而恢复，以广东为例，尽管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出口订单有所回升，但是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2009年底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销售旺季有关系，可否在2010年得以持续仍然是未知之数。而珠三角地区近期出席的所谓“普工荒”，不仅不能说明欧美市场的复苏，恰恰相反，正说明2009年广东经济在产业升级转型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事实上，普通工总量可能并没有减少，而是在中央企业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下，广东的临近省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企业投资和工厂不断增加，在珠三角地区工厂的工资没有普遍大幅提升（这正说明以欧美市场为代表的外需形势依然不景气）的背景下，工人们宁愿选择回家，在当地工厂就业而不留在珠三角地区，而珠三角地区的地方企业却以普通工短缺为理由，过分渲染经济回暖的程度，将会使珠三角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模式，即出口导向型宏观经济环境的路径依赖，甚至产生体制复归。广东大力推进“双转移”的发展战略，并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不动摇，就是为了防止体制复归的发生。
我认为，2010年财税政策应该对于我国转变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方式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的增长。财税政策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扶持民营企业作为新兴产业，包括环保节能产业、医疗保健产业、创意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通过减免税负的方式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于新兴产业，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开发基金，鼓励民营企业申请，从而有比较充裕的资金用于新型产业的应用技术研发；通过为金融中介机构提供贷款贴息、担保等服务鼓励金融中介机构为民营企业从事新兴产业活动提供融资；二是抑制资产泡沫，防止资产市场，包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虚高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离开实体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而转投虚拟宏观经济环境市场。2010年1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对于上市公司限售股的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就被市场人士视为是中国研究开征资本增值税的“试水”之举。我认为，2010年类似的财税政策举措会陆续出台，目的在于扶持实体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宏观经济环境三，财税政策与收入分配。
2010年是我国扩大内需政策，转变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方式的重要一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最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衡量贫富差异水平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了5.2的水平，说明我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在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持续存在，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情况下，我们是难以期望内需真正得到扩大。财税政策应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尽管2003年中央提出要研究开征物业税的时候，并不一定希望借物业税来调节收入分配，但是最近中央有关部委重提开征物业税问题，就大有打击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缓解一般民众无能力购房的压力。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在2010年将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预计个人所得税从分项计征过渡到综合计征将是大势所趋，此举在2010年将有所进展。
宏观经济环境四，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2010年将是我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关键一年，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中美、中欧的贸易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欧美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我认为，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们不妨让人民币有秩序地升值，以配合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拉动。否则，如果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展到某一程度，即使人民币不升值，也无法进一步扩大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到时候，如果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产生微妙的变化，美国经济真正复苏了，美元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又可能从弱转强，到时就可能有大量的外资撤出中国转投美元资产，从而对中国的资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到时不仅内需拉动不了，外需也因为西方贸易保护的原因而无法扩大，从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我国在2010年有可能让人民币有秩序地升值，但是，此举将对刚刚复苏的出口部门带来不小的冲击。从财税政策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出口退税、出口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缓解出口部门在人民币可能升值的情况下所受到的冲击和压力。这实际上是考验我国的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的能力。
总之，2010年将是我国财税政策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年，财税政策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企业的收支活动范围，预计在宏观经济环境调控以及政策工具的搭配上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